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第5部分 (第2/4頁)

基

礎。

對民族救亡的目的，中國的主要傳統當然大有可為。建國的目的可以包

括在古代法家“富國強兵”口號之中，如在日本已經做到的那樣。為此目的

而進行的各種計劃，看來像是明、清行政長官治國術的新的應用，即提倡學

習“經世致用”之術。實際上，它常常包含由來已久的管理民眾和操縱民眾

的方式。在嚴密的防備下對民眾的訓練，已預先被看成實行現代自治的必要

先決條件。有的人把這取名為“訓政”。這樣，中國的官僚政治傳統似乎為

追求民眾參政的西方目標提供了幫助。

出於這一背景，辛亥革命也具有整個條約口岸時代的矛盾心理。在形式

上，辛亥革命與其說是開端，不如說是終結。在一定程度上，它是一個王朝

漸逐消亡的結果，雖然它在一定程度上也是民族主義的勝利，和來自海洋的

對中國沿海及長江沿岸地區港口城市的其他影響的勝利。革命主要是從日本

歸來的學生組織起來的。財政援助來自海外的華僑社群。像立憲主義和孫逸

仙博士的三民主義這樣的思想，都來自自由主義的西方。但是　１９１１　年在省議

會取得權力的那些人，並不是革命者，而是新型的商人紳士，同時軍人成了

都督。他們都相信在日本和正處於工業化之中的西方國家可以看到的那種經

濟和軍事發展，但是暴力革命卻不是他們的願望。

新興的工商業者階級也有類似的矛盾感情。現代型的中國銀行變成了政

府財政的得力的附屬機構，它們以鉅額折扣購買發行的公債，並且造成了一

個新的金融家階級，他們處於明顯的官僚資本主義和真正的工業企業的兩可

之間。如本書的第　１２　章所指出的，在　１９　世紀　２０　年代的一段時期中，上海的

商人與北京的知識分子一樣廣泛地信奉自由主義的意識形態。

從　１９　世紀　９０　年代起，我們可以辨認出幾個與海上傳統有聯絡，或帶有

其色彩的現代中國生活的特徵：首先是外國事物的正當性和威望，其中包括

基督教；然後是傳佈日廣的民族主義意識和國家之間為生存而鬥爭的意識。

隨之而來的是發展的思想、科學和技術極其重要的概念、較少受家庭紐帶約

束的個人主義概念，以及比較模糊地出現的政治權利和立憲政府的概念。最

後，構成以上這一切的基礎是資本主義企業的獨立自主的體面地位及其對合

法保障的要求。

本卷中所突出的這類論題的敘述說明，相對於廣袤中心地區的種種問

題，面海中國的問題是有限的。中國的深刻問題，不是簡單地發展和更廣泛

地應用早就孕育在中國古老社會和它的對外交往中的城市生活方式和貿易制

度。相反，農村中的問題是延續還是中斷的問題，是如何重新塑造傳統秩序

以求重視現代技術、現代平等主義和參政的問題。如同我們看到的那樣，這

是一個社會改造和再生的問題；歸根結蒂，是一個革命的問題。

但是在　１９１１　年，還沒有采納社會革命。一個原因仍是農民群眾中存在的

政治消極態度和他們缺乏領導。另一個原因是出於愛國心的恐懼，即擔心持

久的混亂會招來外國的干涉。因此，所有集團的革命者都“接受妥協，即讓

革命突然停下來，並把袁世凱扶上臺。決定性的因素是外國的無所不在”。①

可是，既然是外國的，外國的無所不在對農業中國的廣大群眾來說，仍

然是浮在上面的。傳統的農村社會繼續保持自己的還沒有被城市激發的變革

所破壞的風氣。在　２０　世紀　２０　年代，中國民族主義的新型領袖並不是直接從

傳統農村社會產生的，他們也不是主要關心農村社會問題。總之，農民的中

國證明是一個更廣的領域，處於以城市為中心和受外國激勵的革命者關心的

範圍和能力之外。我們將在這篇導言以外的篇幅中討論。

中國的社會革命的來臨需要相當長的時間。它不容易找到一個外國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