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第5部分 (第1/4頁)

① 在與施堅雅的啟發人的開拓性著作《泰國的中國社會：一部分析性的歷史》（1957　年）作比較時，1977

年出版的薩拉辛？維拉福爾的《納貢和利潤：1652—1853　年的中國暹羅貿易》特別把中泰關係的研究放在

現在有待於研究的嶄新的史料基礎之上。見維拉福爾的參考書目說明，第　342—360　頁。

② 在尋找一種與新教徒倫理相似的儒家倫理時，托馬斯？A。梅茨格甚至提出，“中國現代化改革的觀點本

身就紮根於傳統”——一個引起熱烈討論的題目。見評托馬斯？A。梅茨格的《擺脫困境：理學和中國的演

變中的政治文化》的“專題討論”，載《亞洲研究雜誌》，39。2（1980　年　2　月），第　235—290　頁。見第

282　頁。

獨地同樣處理好貿易。

中國條約口岸貿易的壯大，同時帶來了運輸和工業的新技術、外國的新

知識，因而也導致了民族主義的發展。傳教士如郭士立和裨治文等的開拓性

地理著作，促成了魏源和徐繼畬的早期地理著作，它們在　１９　世紀　４０　年代問

世，先於以後幾十年的江南製造局和廣學會的翻譯計劃。像王韜等信奉基督

教的改革者和新聞工作者在香港和條約口岸的影響下，起而推進中國的民族

主義運動。孫逸仙來自最早的外國港口澳門附近，並曾到國外在檀香山和香

港受教育。他活躍的一生的大部分時間在國外度過，雖然他是現代民族主義

的主要倡導人；這個事實說明，中國的西化人士一般是沿海邊境的人。

這些先驅者傳佈的新思想既不是全部來源於外國，也不是全部來源於中

國。魏源和徐繼畬表現出經世學者對西方技術的相當興趣。王韜和孫逸仙則

關心民眾參政問題。２０　世紀中國改革者提出的“科學和民主”的口號，在　１９

世紀的國內外都有其先例。

因此，中國的海上聯絡不僅被用作西方入侵的渠道，而且還吸引新型的

中國領導進入上海、天津、九江和漢口等新型城市。越來越多的學生前往日

本和西方去學習拯救其祖國之道，他們離開了中國的紳士統治階級平常與之

保持接觸的農村。中國新型的從事現代化的人士一般都失去了他們的農村根

基。結果，許多人消聲匿跡了。１８９５　年以後的一代國民黨的年輕的革命者是

不那麼熟悉農村的典型的城市人。在他們透過西化以拯救中國的努力中，他

們掌握了西學和西方技術的許多方面，但常常發現自己與中國的平民失去聯

系。但是他們要求立憲的政府，要求在中國人控制下建造鐵路，要求恢復被

不平等條約損害的中國主權；這些都有助於廢除滿洲王朝和身為天子的君

主。所有的民族主義要求都表現出外國的影響。

這種方式的中國革命的第一個階段，表現出主要透過面海中國這一中介

所傳佈的中國和外國的各種影響。條約口岸加強了在國外不受官僚控制的中

國海外貿易的傳統，並提供了這種貿易的機會。這種沿海企業和經濟增長的

小傳統，對原在新加坡和廣州的外國人來說最為明顯，也在鴉片和苦力貿易

中表現得最為明顯，它促成了條約口岸的混雜社會，並孕育了西化運動以及

中國的基督教教會。它在激起愛國主義和文化自豪感的同時，還培養了個人

主義和對科學技術的興趣。

我們還不能詳細論述這種“海運”對中國工商業的組織和實踐的影響。

但是某些範圍廣泛的影響已經是清楚的。由於從這種背景中產生的中國的愛

國者很少紮根於農村，他們的新的民族主義把希望集中在作為整體的中國（與

外國對比的“中國”）的國家－文化方面，反對外國的政體。工業方面的機械

裝置和立憲民主的政治制度，在開始時對拯救“中國”來說似乎都是非引進

不可的。１９００　年以後的第一代幾乎沒有進行根本的社會革命的概念，或者幾

乎沒有這種願望。當時的問題是建立統一的中國民族－國家及其必要的經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