劍橋中國史:中華民國史(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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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的通貨膨脹壓力。從　１９４０　至　１９４６　年，中國

後方的物價每年平均上漲　３００％以上。１９４５　年秋日本投降後物價在短時間內

猛跌，但從　１９４５　年　１１　月到　１２　月，物價指數開始以空前的速度上升。在　１９４８

年　８　月當新的金圓券發行時，有一個暫時的停頓，然後趨於暴漲。

在戰爭時期，政府的實際收入和支出都猛烈下降，不過，收入比支出的

下降要大得多。戰前最大的稅收來源關稅，在日本人迅速佔領中國沿海省份

後便失去了。隨著國民黨控制的領土的收縮，貨物稅和其他稅收的收入自然

也跟著下降。在支出方面，償付內債本息的實際費用由於通貨膨脹而急劇減

少，而由關稅和鹽稅擔保的外債到　１９３９　年初暫停支付。軍事開支跟　１９３７　年

以前一樣，是主要的政府支出。特別是從　１９４０　年起，蔣介石一方面準備長期

抗日，一方面準備戰後跟共產黨算總帳而大規模擴軍。戰爭結束時國民黨軍

隊有　５００　萬人，消耗掉政府戰時支出的　７０—８０％，裝備和管理都不好，由於

過度徵募農村勞動力當兵，也許已經促成農業生產的下降，又由於這些軍隊

集中在中國後方較大的城鎮附近，就極大地增加了通貨膨脹的壓力。跟戰前

一樣，軍隊的規模和費用既未相應地促進中國的國防，也未促進國民黨政府

的穩定。當內戰在　１９４７　和　１９４８　年變得激烈時，軍事需求在政府領袖的支援

下破壞了對節節上漲的支出的一切控制。

也是遵循戰前的模式，戰時的國民黨政府透過徵稅籌款，而這些稅主要

是遞減的間接稅。（一個例外是上面討論過的戰時田賦徵實；不過，這使窮

苦農民所受的打擊比富人沉重得多。）特別是不設法向那些利用通貨膨脹大

發橫財的企業家和投機家徵稅。１９４５—１９４６　年，在抗戰結束和內戰開始之

前，當政府回到從前的敵佔區時，中間的間歇無論多短，出現了一個實行徹

底而公正的稅收改革以彌補貨幣供應量增長的機會，但沒有抓住它。

不過，戰時和戰後的政府支出不是靠稅收而主要是靠銀行預支籌款，從

而導致紙幣發行的不斷增加。賣公債，即使是強制分配，以　１９３７—１９４５　年來

① 關於戰時和戰後的財政和通貨膨脹，見周舜莘：《中國的通貨膨脹》；張嘉璈；《惡性通貨膨脹》；和

楊格：《中國的戰時財政與通貨膨脹，1937—1945　年》。

說，只及累積赤字的　５％，而在　１９４６—１９４８　年間還要少。在　１９４２　年把發行

紙幣的專有權交給中央銀行以後，甚至連把債券存入銀行作為預支擔保的手

續也免了。為彌補通貨膨脹的影響和維持法幣的國際價格而採取的出賣外匯

或黃金以及戰後進口貨物等辦法，只起到耗盡這個國家積累的外國資產的作

用，在打敗日本人之後，這些資產本來是可以用於經濟發展的。

當然，通貨膨脹是在供應不足的情況下，政府的財政赤字引起的過度貨

幣需求造成的。在戰爭時期，後方消費品工業的產量有程度有限的增長，但

絕對數量不足以減輕通貨膨脹的壓力。這些消費品大多是私營的小公司生產

的。對照之下，投資於生產資料工業的，主要是政府或半官方機構。大體上

跟戰前一樣，沒有有效的政策，使珍貴的資金用於最緊要的需求。總之，戰

時在內地發展起來的小工業基地，當政府遷回中國沿海時實際上被拋棄了。

對中國工業比較發達的省份的收復可能解決供應問題所抱的希望，被事

實殘酷地粉碎了：蘇聯從滿洲搬走主要的工業裝置；共產黨控制下的華北農

村的許多地區拒絕向上海的紗廠供應原棉；全國資源委員會和接收敵偽公司

的中國紡織建設公司的無能和腐敗；在戰爭結束時，沒有一個公平合理的計

划來分配可以利用的外匯資源；國民黨政府跟　１９３７　年以前的時期一樣，對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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