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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會惹事搗亂。晚飯後自由活動，幾個調皮鬼把拖拽大炮的軍馬騎出去玩，結果在大街上撞倒了行人；第二天上炮術課的時候，又有幾個傢伙不按照指令行事，教官正在講解要領，底下已經把炮彈“咣噹咣噹”發射出去了，還推託說是“走火了”，教官氣得直哆嗦：“我幹了十幾年炮兵，從沒有聽說過大炮會走火……”
區隊長召集訓話：“原以為你們這些學生是軍隊的希望，現在看來盡是一幫烏合之眾！甚至連烏合之眾也不如，烏合之眾至少是一種顏色的，依我看，你們中間除了白的黑的，還有赤色分子……”
結果，把幾個特別搗蛋的學員當作“共黨嫌疑犯”送交軍法處了。
大部分學員還是能夠適應新軍隊的規則的，倒是有些教官一時半會的適應不了。
青年軍中有許多專職教官，有的傳授專業知識、有的負責政治教育，這些人原先大多是教書先生或者文人政客，雖然佩帶著校官軍銜，其實根本就沒有當過兵。上課時，教官進入教室，值日官（這是蔡智誠的差事）就大聲喊“立正！”，然後跑到教官面前敬軍禮、報告應到和實到人數，待教官還禮後再轉身下令“坐下”。遇到這種情況，好些文人教官被嚇得手足無措，一邊鞠躬點頭、一邊滿臉陪笑：“各位不必客氣，不必客氣……”
與文人相比，行伍出身的教官卻是另一種風格。他們一般不大懂得細緻的理論，隨便講幾句就讓大家自己看書。教官說不出門道來、還不願意學員提問，於是就安排學生兵去跑步，繞著操場一圈接一圈地猛跑，他們站在操場中間，發現有誰偷懶就衝上去揍幾棍子，搞得學生們頭疼死了，暗地裡罵這些人是“跑步教官”。
訓練隊的理論課程中，政治課的內容首先是“三民主義理論體系”，其次是“秀才當了兵，有理說得清”（講解青年軍人的責任和義務），這些都很容易領會；與軍事有關的內容，除了彈道學、火藥學之類的教材外，因為207師是機械化部隊，所以還必須掌握內燃機、電機工程和無線電方面的知識。
這些內容對文史類的學生是一大難題，他們對高等數學、向量、燃燒值之類的概念簡直一竅不通，每天都要熬夜研究各種莫名其妙的資料。而這些功課對於浙江大學電機系的蔡智誠同學來說卻是易如反掌，於是，他可以把大部分精力集中到炮兵術科的訓練上去。由於具備松山戰役中的切實體會，蔡智誠在很多方面比從未上過戰場的其他學員有著更強的感悟能力，因此，他各科的成績不是“佳”就是“甚佳”，很快就成了全大隊數一數二的優等生。
這樣的學習生活持續了不長時間，訓練基地忽然變得動盪起來。
首先是伙食水準急劇下降，每天蘿蔔青菜、青菜蘿蔔，不僅沒有肉、菜湯裡連油星子也見不到，到後來甚至連糙米飯也吃不飽了。按照政府的宣傳，青年軍計程車兵待遇和後勤供應標準應該比其他軍隊高一個檔次，現在可好，別說高水準，就連保安團的飯菜都比不上，各單位的官兵紛紛鼓譟起來。
不久，師部附近的“社會組”的學員就開始鬧事，因為他們發現“方師長每天要吃一隻小乳豬”。於是，憤怒的學生兵毆打了後勤主任、師部副官和勤務兵，“社會組”率先罷課、並且提出了“驅逐貪汙腐敗的方先覺”的口號，很快，其他兩個學兵大隊也響應號召，實行罷課抗議。
訓練隊的教官們被弄得啼笑皆非：“見鬼了，從來只聽說學校罷課，這回居然遇到軍隊罷課，真正是滑天下之大稽”。
“罷課風潮”持續了一個多星期。搞到最後，方先覺師長真的被調走了，鬧事的軍人們也沒有受到任何處分。
其實，這場風波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
當時，雲南是遠征軍的根據地，不具備遠征軍或者駐印軍背景的高階軍官根本就別想在這裡帶兵。方先覺雖然算得上是位抗日名將，而且是正宗黃埔生、資歷也夠老，可他從來沒有在遠征軍或者駐印軍裡混過，因此，想在雲南掌管精銳的207師，註定是困難重重。
在上層人物的指使下，雲南各兵站斷絕了對207師的物資供應，接著，又有人攛掇著學生兵起來鬧事（207師的軍官大多來自於杜聿明的第五軍）。事情越搞越大，最後鬧到了中央，蔣委員長也無可奈何，只好把方先覺調到陝西擔任206師的師長，改派遠征軍出身的羅又倫擔任207師師長。
羅又倫是杜聿明第五軍的老人，而且當過二百師（杜聿明的老底子）的師長。自從他上任以後，米有了、面有了、豬肉香油都有了，部隊伙食大為改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