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63部分 (第3/4頁)

外沉重。

二○○○年五月下旬的一天早晨，我在上班路上碰到一個賣“下崗”早點的女工和幾個“城管”在理論。大概是“城管”要收什麼費，下崗女工拿著一張收據哀求道：“剛才有人收過了，已經交了五塊。我今天到現在一共才賣了七塊錢，連本錢都沒收回呢，求求你們高抬貴手吧。”“城管”則一副正義在手、公事公辦的樣子：“你這是工商管理費，我這是市容監察費，不一樣，都得交！”下崗女工說：“我下崗沒人管，擺個小攤卻這麼難！”我在旁邊實在不忍心看下去了，扭頭就走。我知道，即便我管也沒用，這些戴著大蓋帽、頭頂國徽的“城管”們會擺出一百個冠冕堂皇的理由來教育我。我也知道，國家需要稅收和財政收入，可是難道這麼大的國家，連那些骨瘦如柴的下崗工人也不能放過嗎？

還有一些下崗工人為了謀生，就從漢正街批發一些小商品在鬧市街頭擺地攤賣。下崗工人沒本錢，所賣商品大都是小梳子、小鏡子、襪子、鞋墊等一些不值錢的小商品。我在武漢生活的這些年無數次地見到，那些城管人員不由分說地踢翻地攤，那些下崗工人如同耗子見了貓一樣驚慌躲避城管的情景。每看到這個場面，我的心裡就是說不出的滋味。

巴爾扎克說過：“苦難對於天才是墊腳石，對強者是一筆財富，對弱者是萬丈深淵。”我在生活中也曾經遇到過混得不錯的下崗人員，反而覺得自己下崗是福氣。那是二○○○年五月，我還住在漢口高雄路附近，當時訂了一份酸奶。一天晚上八點多鐘，給我們家送奶的訂奶員來收下個月的奶費。那個人看上去四十歲出頭，長得很高很瘦。等我交了錢開好發票，就跟他閒聊了幾句，得知他原來是在國營鋼木傢俱廠工作，廠子垮了以後已經下崗三年了，廠子垮掉的原因是生產的傢俱款式、質量都不好，沒有市場。當我問到廠領導有沒有貪汙時，他說自己說不準，但那些領導都比自己富。而廠子垮了以後，那些領導有的調走，有幾個把廠子承包了自己搞。當我問到今昔相比哪個好時，他笑著回答，現在比以前強，下崗比不下崗強：以前在工廠裡談不上累，但一個月只有四、五百塊錢，不夠用；現在每日風裡來雨裡去很辛苦，同時做了兩份工作，但一個月可以掙到一千六百多塊錢。最後我問道：“如果現在再讓你回廠上班願不願意？”那個訂奶員自信地笑了笑，說：“還回去幹嗎？不回去了。”

不過，也有對下崗工人幸災樂禍的老百姓。有一次我在北京出差乘坐公共汽車，聽一個四十多歲的女售票員在那裡跟司機講，以前首鋼的工人特橫特壞，坐公共汽車不出示月票，自己要求他們出示一下反而被那幫人給打了。講完以後她突然抿嘴一笑，說：“現在這幫人不神氣了，都下崗了！”

《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第十章　組織部裡的年輕人（1995～1999）　十四、多收了三五斗

一九九八年春節過後，我的父母離開了居住了二十六年的太谷縣城，隨同我到武漢落戶，就住在我們在吳家山買的那套商品房裡。父母來了以後，仍然幹做燈籠的營生，每天埋頭幹活。到了一九九九年春節，恰好武漢市有燈展，母親和我出去攔了幾筆生意，賣了三萬多塊錢。當時山西還有一些存貨，恰好武漢市的燈展在春節前籌備，而山西賣燈籠則在春節以後。這樣時間錯開了，父母在春節之後又回到山西賣了幾天燈籠，也賣了四萬多塊錢。二者合計，一共賣了七萬多塊，是我們家做燈籠生意以來收入最多的一年。

父母看到收入如此可觀，以為在武漢是大城市，做生意挺容易的，於是想把生意做大。於是，在一九九九年春節過後，母親就琢磨著印製一些廣告畫冊，以利於以後推銷時使用。我會畫畫，又在單位裡學會了電腦，於是就自告奮勇地承擔起畫冊的設計工作。經過兩個多月的努力，我終於設計出一份相當不錯的宣傳畫冊，找了一個印刷廠印製了三千多份，花掉了四千多塊錢。為了便於生產，父母又花了六萬塊錢，在我們住的那幢樓的二樓買了一套八十平米的兩室一廳作為焊燈籠的車間，又租用了三樓的兩套和二樓的一套房子用來作為倉庫和糊燈籠的場所。

那一段時間父母雄心勃勃，決心要在他們有生之年，建立一個具一定規模的家族企業，給子孫們留點產業。恰好我舅舅的小兒子華周初中畢業，舅舅為了讓他謀生把他送到我們家來跟母親學做花燈的技術。而我在節假日都回家幫忙：設計廣告，推銷，給燈籠上畫畫。那一兩年，家裡總是快樂而忙碌。

然而父母很快發現以前的估計實在是太樂觀了。武漢這地方號稱“天上九頭鳥，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