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普通中國人的家族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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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麼惡性迴圈了幾千年了，老百姓還是受壓迫受剝削受欺騙受侮辱。唯一跳出這個歷史怪圈的方式，就是讓老百姓擁有不流血地選擇政府、轟走不喜歡的政客的權力，這才是老百姓真正的解放。

一九九八年的一天，人事處開會。會上申處長傳達了武漢市政府內部控制的一條訊息：全市的下崗工人已達三十萬人。武漢市城區當時只有四百萬城市人口，卻有三十萬人下崗，這個比例無論如何不能算低。武漢市保成路有一個夜市，裡面有很多下崗人員擺攤掙錢。一九九八年年初有一天下著很冷的雨，我在單位加班到夜裡十點多回宿舍，坐在公共汽車上凍得縮著脖子。經過保成路夜市時，我看到夜市裡居然還亮著燈，一些下崗工人凍得瑟瑟發抖地守著攤子，盼望著在這悽風冷雨中能不能遇到一筆生意。我看到這個情景，禁不住覺得鼻子有些酸楚。

下崗工人多了，危及到了社會的穩定。但政府也沒什麼辦法，只好下令各個單位辭退農民工，搞“騰籠換鳥”招聘下崗工人。這時我們才想起來，原來還有比下崗工人更可憐的人：農民工。對農民的歧視，是從毛澤東時代留下的一筆沉重的政治遺產。當年我母親因為是農村戶口，連臨時工的活都找不到；到了改革開放以後，對農民的管制有所放鬆，也只是給了農民出賣勞動力的自由，而且仍然帶著歧視的烙印。即便農民更加吃苦耐勞也低人一等，要你滾你就得滾。

一九九八年夏天，市裡在位於漢口青年路的勞動力市場舉辦了一次下崗工人供需趕集會，單位派我和段副處長兩個人去設攤子。會前，我們單位就辭退了一批農民工，騰出了保潔員、電梯工、鍋爐工等十五個崗位。保潔員工資低一些，一個月四百塊，鍋爐工和電梯工則因為屬於技術工種，工資高一點，六百塊。本來我們還覺得這次趕集會肯定忙得喘不過氣來，但實際情況卻出乎我們的意料。那天會場上熙熙攘攘的來的人也不少，但多數人看了我們的招聘廣告就走了，理都不理。而有些圍觀的還議論紛紛：“一個月四百塊夠幹什麼？”另一些人則失望地嘆息：“都是些伺候人的活。”

鍋爐工和電梯工收入高些，因此來問的人也多一些。但是，來問的人大多都沒有從業資格證。那是一個大熱天，大廳裡因為人多非常悶熱，我和段副處長汗如雨下，午飯是買麵包就礦泉水解決的。但忙了一天，十五個工作崗位居然沒招滿。我當時就懷疑，來趕集的有一些人不是真正的下崗工人，因為我看到有些女的衣著鮮亮，還披金戴銀。後來司爐工和電梯工招滿了，但保潔員沒招滿。那些招聘上崗的保潔員也沒有幹多久，不到半年就基本上都不辭而別了，最後我們單位的保潔員還是找了農民。

這次招聘會，使我對下崗工人的印象在很長一段時間裡蒙上了一層陰影，繼而以偏蓋全地認為他們下崗完全是咎由自取。然而，後來我跳出銀行以後，隨著閱歷的豐富，與一些下崗工人的深入接觸，以及自己的深入思考，我又逐漸改變了看法。下崗工人的處境，大部分責任在政府以往搞的那種不合理的企業制度，是國家虧欠了他們。因此，政府有責任、有義務創造更多的就業機會來緩解失業問題，對自己創業的失業人員要完全免除稅收扶植他們，更不應該搞什麼醫療產業化和教育產業化來盤剝這些早已山窮水盡的下崗工人。

然而在現實中，那些處於強勢地位的人對這些落難之人，卻沒有一絲一毫的憐憫。一九九八年的一天，我和妻子逛江漢路，走到中國銀行天橋下面看到有個警察因為一個殘疾人“麻木”（「注」武漢人稱營運的機動三輪車為“麻木”）司機違章在路邊上人要罰款。“麻木”司機不給，二人吵了起來，那個年輕力壯的警察抖威風，把“麻木”連同患小兒麻痺後遺症的司機一同掀翻了。“麻木”司機自己站不起來，趴在地上喊：“這就是人民警察的威風嗎？打我一個殘廢！”當時現場有很多人圍觀，大多數沉默，只有一兩個人小聲嘟囔說無論有什麼理由都不該毆打殘疾人。那個警察聽了議論以後氣急敗壞地揚起手中的警棍，大吼道：“看什麼看？都給老子滾！”另外一個警察頭腦冷靜一點，拼命地拉他走，嘴裡還幫腔：“走，都走，不要妨礙執行公務！”看到這個情景我義憤填膺，想上去管閒事，但妻子拼命拉著我的手說：“別惹事啊，人家是警察！”我把手狠勁一甩，掙脫了妻子的手，走上前去把麻木司機從地上扶起來，這時我才發現司機臉上竟然流淌著血和眼淚。我低聲對他說：“起來吧，沒事了。”司機對我說：“兄弟，別管我，讓他們打！我不信這光天化日之下他敢把我打死！”這一聲浸透著血淚的“兄弟”，叫得我心裡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