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鹽商江春直接上接天子。有的以賈進仕,績溪人胡雪巖就是著名的“紅頂商人”。
從上述可以看出,賈仕結合,一定程度上提高了徽商的社會地位,從而獲得極大的無形資產,獲得較好的政策環境和政治保護,並可享受封建特權,利於壟斷。
以儒商風範獲得社會認同
在封建社會,尤其是在明清時代,文人是一個非常特殊的階層,他們上通天子達官,下觸百姓民情,飽讀詩書,遊歷天下,創造並傳播著嶄新的社會風氣。在當時封閉的小農經濟時代,文人的活動是傳播社會資訊的一條重要渠道。由於他們具有較高的知名度和社會地位,一旦徽商得到了他們的認同,社會接受徽商就會容易得多。
對文人士大夫的影響作用,徽商的認識無疑是入木三分,因而,徽商與儒士的交往結合也達到了前無古人、後無來者的程度。另外,相對於一般商人的粗俗,徽商儒雅的形象無疑使人們眼前一亮。
在蘇州經商的徽商程白庵就是一位叱吒風雲的人物。程白庵幼年時在父母督促下讀過書,因而深諳為儒之道。後來他隨著鄉族人到蘇州經商,經過幾十年的商場磨鍊,日益成熟,儼然成為當地商人領袖。然而,他的領袖風範不僅僅在於他商場上的成功,吸引人的更在於他的為儒之道或者說是他所追求的文化精神。
在蘇州經商,他下自工商百姓,上同官僚士大夫,無所不交。因為他舉止言談有儒者風範,所以蘇州計程車大夫們也都非常喜歡和他交遊。當時在蘇州的大文豪歸有光可是海內知名的人物,然而這樣海內知名的文人和程白庵的交情可是非同一般。在程白庵80大壽的時候,他指定要歸有光給他寫壽序。歸有光不僅給他寫了壽序,而且在壽序中還熱情洋溢地讚揚了程白庵“士而商”、“商而士”。
歸有光在壽序中說:“程氏子孫散居徽州休寧、黟縣、歙縣之間,戶口繁衍達到幾千家。在這個大家族之間,他們喜好讀書,常常以詩書酬答往來。如此來看,出生於這樣重視詩書禮儀的大家族,程白庵不就是‘士而商’嗎?然而先生雖然經商,但他言談舉止謹慎小心,為人處事好義樂善,而且喜歡以詩文歌賦與文人士大夫交際,這難道不是通常所說的‘商而士’嗎?”
一個普通商人受到一代文豪的如此讚譽,可見不簡單。如果程白庵是一個純粹只知追求蠅頭之利的商人,是不可能得到文士如此讚譽的。可見,程白庵在商場成功的同時,在文化建設方面也有不同凡響的建樹,他在蘇州應是個開風氣之先的商人。
按明清文人士大夫交遊的風習,他們聚會交遊,一般有詩酒唱和、論書議畫的時尚。要想得到他們的青睞,這人必然是博學深究之人,有時還要有發人深省之見。若沒有深厚的文化功底,不要說贏得士人的青睞,就是立足他們之間也難免是嘲笑的物件。可是,在文風盛行、才子輩出的蘇州,程白庵不僅贏得了士人的青睞,而且還獲得了文人領袖的熱情讚譽,這難道是不通筆墨的一般商人所能做到的嗎?
徽商深知賈儒結合對自己事業成功的妙處,在商業活動中往往自覺躬行儒道,堅持從傳統文化中汲取營養,作為自己立身行事的指南。表現在做生意上,就是以儒道經商,堅持良好的商業道德,如講求以誠待人,誠信服人;薄利競爭,甘當廉賈;寧可失利,不可失義;注重質量,提高信譽等。這更為徽商贏得了極高的商業聲譽。商道二以德治商以信接物
徽商是一支賈儒結合型的商幫,講究商德修養。一般說來,徽商的商德可以概括為:以誠待人、以信接物、以義為利。具體而言就是:貨真、價實、量足、守信。徽商不惑於眼前利益,認為商家與顧客是互惠互利、相互依存,將商業信譽看作商品價值的重要組成部分。徽商把“賈而好儒”的特色發揮得淋漓盡致,鑄就了一代儒商的形象。
財自道生,利緣義取(1)
見利思義,信守契約
“無商不奸”是中國封建社會商人形象的生動寫照,但徽商則信守儒家“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信條,高舉誠信的旗幟,本著先義後利、義中取利的心態走進市場,恪守貨真價實、童叟無欺、奉公守法、互惠互利、信守契約等基本道德,博得廣大生產者和消費費的歡迎,因而在生意場上左右得利,處處受益。
財自道生,利緣義取
徽商源自深山僻壤,卻聲名遠播。徽商為何能在天南地北落地生根,站穩商埠,久久立於不敗之地?徽商之所以能在眾商幫中稱雄,重要的還在於他們的商業道德和經營理念,徽商把見利思義、誠實守信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