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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達標誌的小帽；灰色的頭髮，但都是同樣的幼稚、豐滿、自鳴得意、多愁善感，時刻準備著廉價的眼淚、開懷的大笑，以及表示親密的叫喊。難道我們還要假裝認為和這些人在一起有可能拯救文化嗎？對母親節、反對活體解剖、人道主義、寵物狗及住所火災、聯合教育學院和操場來說，是的。文明會讓他們感到震驚：他們手持旅遊指南，這就是他們的庇護所，他們快速地離開它，彷彿它只是一個國家收藏的*雕像一樣。（172—173）
格林反覆抱怨好萊塢，說它是多愁善感和虛飾浮華的混合體。他反對聲音、色彩，以及每一個電影技術上的新發展——雖然當他晚年在觀看“戈達爾先生”時，表達了對“逝去的1930年代”和“西席？地密爾（Cecil B。 DeMille）及其十字軍戰士”的懷念之情（4）。他喜歡卡普拉的《史密斯先生到華盛頓》（Mr。 Smith Goes to Washington），尤其喜歡朗的《狂怒》（Fury），但是普通的型別電影並不能引起他的興趣。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在為《旁觀者》所寫的第一篇影評中，他提到了1934年派拉蒙所改編的哈米特的《玻璃鑰匙》，他說這是一部“毫無想象力可言的黑幫片”。他對塞繆爾？高德溫公司（The Samuel Goldwyn pany）的《死角》（Dead End）中的一些場景更感興趣，他說，亨弗萊？鮑嘉演活了一個“無情的感傷主義者，從一開始便把自己情節劇化了”，而本片導演威廉？惠勒（William Wyler）也提供了一個“爬滿甲蟲的樓梯、泥土和薄霧”的恰當背景（181）。他同樣讚揚了雷電華公司對麥克斯韋爾？安德森（Maxwell Anderson）的《攻擊者》（Winterset）的改編，這是一部關於城市犯罪的詩劇；他特別喜歡片中“那個冰冷的場景，在烏黑的拱廊下，滂沱的凍雨中”，這使他想起了“那些詹姆斯一世時期作家最血腥、最精確的作品”。（143）
68除了像《夜郵》（Night Mail）這樣的紀錄片，格林對英國電影也甚少讚許。他甚至批評希區柯克，說他雖然有才華但太過好萊塢化，他更注重的是奇觀和視覺噱頭（visual gags），而非現實主義或戲劇價值。他反覆地抱怨“（希區柯克）毀了《三十九級臺階》（The Thirty�nine Steps）是多麼不可原諒”（1—2），他只給了希區柯克改編自康拉德小說《間諜》（Secret Agent）的電影《破壞》（Sabotage）一個有所保留的肯定。他論述道，這個故事“黑暗荒蕪的激情”的特性是“永遠也不可能在大眾電影裡找到一個位置的”，除非經由法國導演雅克？費代（Jacques Feyder）之手。（123）
格林所激賞的是法國人。他把最熱情的評論獻給了《逃犯貝貝》（此片於1937年在英國公映），他說，這部電影看上去“和通常那些製片廠的平庸之作距離整整一個大陸”：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19）
也許之前有過與這部電影在“驚悚片”這個層面上一樣令人激動的電影（雖然要拍出如告密者熱吉斯［Regis］及其滑稽恐怖的效果來有點難：這個矮矮胖胖的太監縮在一葉蘭和機械鋼琴之間的角落裡，全身是汗，吼叫著，在叮叮噹噹的斷續音樂聲中，他那個瀕死的朋友被攙扶著艱難地穿過房間走近他，在其他朋友的幫助下，想要拿穩轉輪手槍結果他），但我想不起曾有一部電影如這般令人欽羨地把一部驚悚片成功地提升到詩意的高度。《攻擊者》和它相比就顯得有點單調、直白和文學化了。也許《狂怒》可以和它相提並論，但弗裡茨？朗不被允許採用那個恰當卻嚴酷的結局。弗裡茨？朗的主角無法燃燒，但是貝貝卻可以在汽船將要離開碼頭之際，在船塢大門外用那雙戴著手銬的手拿起小刀自盡。沒有讓“無處有自由”這個主題丟失在一個大團圓結局中。（145）
這就是作為小說家的格林所要取得的效果，而他就在法國電影中找到了它們。他欣賞《北方旅館》裡“年輕人耳中的那簇棉花，似乎道出了他那膽怯和凌亂的人生”（230）。在朱利恩？杜維維耶（Julien Duvivier）的《舞會的名冊》（Carnet de bal）中，他發現了一系列令人欽羨的骯髒效果：“那個邋遢的馬賽醫生，他早已如此習慣於為偷偷摸摸的不速之客做非法的手術，以至於他從來不問任何問題就開啟手術燈：那隻可怕的患有白內障的眼睛、雙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