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卻是骯髒的，全身散發著白蘭地的氣味，當他拿起手術刀時直流汗。他在昏暗的燈光中顫抖著，乜斜著眼睛，咕噥道：“我習慣這樣……我有一隻好眼睛。”［36］ 。 想看書來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17）
66在1930年代，格林的反猶立場是含蓄的，但卻是系統性的（這是他和布臣的又一共通之處）。他的那些最冷血的人物包括一個猶太軍火製造商——他組織暗殺身為社會主義者的戰爭大臣，一個控制著布萊頓黑社會的長著“紫紅色眼睛”的猶太黑幫分子，以及一個經營著超級現代的“麗都”（the Lido）度假酒店的猶太貴族。他似乎不僅把猶太人看做黑暗的種族他者，而且尤其把他們與現代性及美國風格的資本主義聯絡在一起——從這個方面來說，他和艾略特極為相似，而艾略特正是他經常暗指的作家。［37］事實上，“格林之原”可以被視為邁克爾？謝爾登（Michael Shelden）所說的“荒原的一個省份”（99），或可以說是對艾略特1912至1922年間詩作的一種有意識模仿。艾略特的“虛無之城”（unreal city）很大程度上乃借鑑於19世紀的法國文學，組成這座城市的是廉價的旅館、半廢棄的街道、滋生老鼠的地下管道、空地上的報紙、在空曠房間裡的寂寞打字員、講著廢話的輕狂年輕人和那些不絕於耳的流行小調的碎片。格林把所有這些細節都搬進自己的驚悚小說，並把艾略特在宗教、種族和文化上的很多想法貫注其中。於是，他給予情節劇一種形而上的靈韻，併產生了複雜的意識形態效果。從政治立場上來說，格林是個激進的左派，憤怒於一切社會不公；但是從宗教和文化的立場上看，他卻是個極端的保守派，他驚駭於“有機”社會的失落和那些媚俗的休閒場所或現代的房產業，後者如《一支出賣的槍》中那幢假都鐸（Tudor）建築和那條叫做“莎士比亞”的大街。正如他小說中的一個人物所說的，現代社會所代表的“比貧窮和精神的睏乏更糟糕”（44）。
但是“格林之原”這個墮落的世界看上去也像是某種電影。早在學生歲月，格林就開始為《牛津展望》（Oxford Outlook）報寫影評（他的兄弟休［Hugh］是牛津電影社團的第一任主席），有幾年他也是《特寫》（Close Up）的熱心讀者，這是一本高度現代主義的電影雜誌，其撰稿人包括H。 D。全名Hilda Doolitle，1920年代著名的意象派詩人，她的作品都以首字母縮寫署名。——編注和其他幾位現代主義要角。自其職業生涯伊始，格林就醞釀著為電影寫作的雄心，而1935年至1940年間，他在《旁觀者》（The Spectator）和《日與夜》（Night and Day，相當於英國的《紐約客》）有電影評論專欄。從他對他所欣賞的那些場景或意象的描述來看，這些評論顯然是和他作為小說家的目標相關的；而他對流行情節劇的態度是有所保留或批判性的，預示了他將在戰後參與創立的黑色氣息的電影。
像幾乎所有的後期現代主義者，格林對美國式的現代*到灰心，67好萊塢的電影工廠是後者的縮影。在他為《旁觀者》所寫的第一篇影評開篇，他就譴責了“光鮮的流水線文明……其流行藝術的代表是《弗蘭肯斯坦的新娘》（The Bride of Frankenstein）”。他認為，詹姆斯？威爾（James Whale）的電影是“一個由演員、聲效系統、特技鏡頭和應聲蟲們（yes�men）所組成的巨大機器發動的；現在，我堅信，它將用彩色膠片來拍攝，並在電視中播放；在以後的美麗新世界（Br*e New World）中發臭”（５）［38］。兩年之後，針對詹姆斯？威爾的《歸途》（The Road Back），他的批評則變得更加嚴厲了：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18）
（電影）真正強調的是美國人心靈的永恆幼稚狀態，這在文學上的代表是朗費羅Henry Wadsworth Longfellow（1807—1882）：美國詩人，一生創作了大量的抒情詩、歌謠、敘事詩和詩劇。——譯註的詩，在道德上的表徵是堅持母親節傳統和保護妹妹的貞操。在心驚膽寒地走出劇院後，那些美國大兵閒逛在乾草市場（Haymarket），他們穿著藍色制服，戴著小軍便帽，軍徽在胸前叮叮噹噹地響，他們手中攬著的女人的行裝都一模一樣——旅遊指南、眼鏡和種種軍隊行頭：聖安娜和明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