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願意出一個適當的價錢，我想我會接受的。”引號內譯文據邱仲潘。——編注在《馬耳他之鷹》中，當布里吉德？奧肖內西（Brigid O�Shaunnessy）告訴薩姆？斯佩德他不可能把她交給警察，因為他愛她時，他說：“我不知道那意味著什麼。會有人知道麼？……也許下個月我就不（愛你）了……然後我會想我被當猴耍了。”此種聲音是不會被對道德甚至愛情的抽象籲求所矇騙的，雖然它經常站在法律這一邊，但它過於誠實，以至於無法以通常的理由存在於那裡。正如內德？博蒙特Ned Beaumont：哈米特小說《玻璃鑰匙》中類似於黑幫軍師的人物，一個嗜好美女、酒精、香菸和賭博的政治投機者。——譯註在《玻璃鑰匙》（The Glass Key）中所說的：“我毫無信念可言。”［22］
有趣的是，哈米特不僅寫偵探小說，還寫韻文。在他寫作偵探小說之前，他在門肯的《聰明組》（Smart Set）雜誌中發表了一個故事和一篇散文，《聰明組》是美國最深奧精妙的“小雜誌”little magazine：刊登試驗性文藝作品的非商業性小雜誌、同人刊物。——編注，它也刊載詹姆斯？喬伊斯和重要的現代主義作家的作品。儘管哈米特的政治觀點一直是左傾的，但從某種程度上說，他就是門肯所欣賞的那類作家：他把深刻的懷疑主義引入現實主義敘事中，並剝離了龐德等人所謂“華麗辭藻”（rhetoric）的文學語言，以反抗1890年代唯美主義混沌的“女性化”調子。哈米特與高度現代主義者之間的唯一區別在於，他把一個新的感悟力融入流行的冒險故事中去了，從“下面”攻擊布林喬亞文化，而不是從上面。
事實上，哈米特和低俗小說在文化上的地位並不像歷史學家通常說的那樣低。《黑麵具》是門肯和喬治？內森（George Nathan）為支撐《聰明組》而於1920年創刊的，而它比門肯自己所預想的要更受尊敬（甚至伍德羅？威爾遜Woodrow Wilson：美國第二十八任（1913—1921）總統。——譯註也是它的訂戶）。《血腥的收穫》是以連載的形式出現在那裡的，因為那個時候，肖“上尉”為了提高他麾下那些作家的聲望，讓他們嘗試更長的體裁。哈米特立刻把手稿寄給了以門肯和喬治？內森為重要作者的阿爾弗雷德？A。 克諾夫出版社，並附信說明他過去與《聰明組》的關係。布蘭奇？克諾夫（Blanche Knopf）審讀了手稿，她是那個時代最敏銳的編輯之一，並是紐約一個現代主義文學沙龍的領銜人物。布蘭奇立刻認可了哈米特的文學才華，但她同時認為：“小說中出現了太多的殺戮……使人不得不懷疑整個故事。”［23］遵照她的意思，哈米特刪去了小說中的兩處爆炸和一處湯米衝鋒槍槍戰。當布蘭奇問起他未來的計劃時，他回覆道，他希望“把意識流的方法，透過簡單的調整後，運用到一個偵探故事中去”。他還指出：“我是少數幾個——如果除我以外真的還有這種人的話——52會嚴肅對待偵探小說、並具有一定文學修養的人……總有一天，總有人會把它看做‘文學’（福特的《好兵》［Good Soldier］不需經太多改動便可變為偵探小說），而我保持著這種希望。”（轉引自Johnson，72）
第二章 現代主義與血腥情節劇：三個個案研究（9）
布蘭奇？克諾夫和阿爾弗雷德？克諾夫是幾位重量級美國作家的出版商，其中有威廉？福克納和薇拉？卡瑟（Willa Cather）；他們和門肯一樣是把歐洲的文學現代主義帶到美國的關鍵人物。在其後的二十餘年裡，他們致力於硬派創作的發展，推動哈米特、詹姆斯？M。 凱恩和雷蒙德？錢德勒等人的職業生涯，並最終激起了電影製片廠的興趣。哈米特由此加入美國文學的主流；雖然他從未寫出他所計劃的那部意識流小說，但就在提交《血腥的收穫》一年之後，他告訴布蘭奇？克諾夫，為了完成《馬耳他之鷹》（1930）的創作，他從亨利？詹姆斯的《鴿之翼》（Wings of the Dove）借取了某些情節，而正是這本書奠定了他作為嚴肅作家的地位。
《馬耳他之鷹》從一開始便受到知識分子的好評，他們注意到，小說中的罪行是一團亂麻，追逐是迂迴曲折的，並且對謀殺案的解決不如對一個犯罪環境的刻畫來得重要。稍稍改動一下埃德蒙？威爾遜（Edmund Wilson，哈米特的支持者之一，也是美國文學現代主義的領軍批評家之一）的一個提問：誰在乎到底是誰殺了邁爾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