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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大多數其他有關威爾斯的書中，這兩點都被膚淺地處理了。納雷摩爾的最新著作《論庫布里克》（On Kubrick，London： British Film Institute； 2007）也可作如是觀，我同樣認為它是對斯坦利？庫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最佳批評研究，只不過這一次，納雷摩爾的精湛論述不止於文學（顯見於他對庫布里克的文學來源的全面處理），還在於藝術史（他不僅準確地描述了庫布里克早年的攝影記者生涯，而且更廣博地處理了“怪誕”美學［“grotesque” aesthetics］，並把視覺與文學分析結合起來）。
更籠統地說，作為一個批評家和歷史學家，納雷摩爾非比尋常的力量之一，就是他文章的文學性和典雅優美，正是這讓他遠離他那些滿紙術語的學院同事；在他開創性的《電影中的表演》（Acting in the Cinema，Berkeley/Los Angele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8），小書《文森特？明尼裡的電影》（The Films of Vincente Minnelli，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93），還有他寫作或編輯的有關《精神病患者》（Psycho）、《西北偏北》（North By Northwest）、《寶石嶺》（The Treasure of the Sierra Madre）、《公民凱恩》（Citizen Kane）和電影改編的研究指南（更別提還有很多未收錄成集的絕妙文章）中，這一力量未見稍減。。 最好的txt下載網
中文版推薦序（3）
三
法國人對美國文化（包括文學和電影）的欣賞對美國人——包括納雷摩爾和我自己——對他們自己文化的欣賞有決定性的影響。就我來說，這當然是事實，因為我在1968至1974年間於巴黎完成了我電影教育中的主要部分，那個時候，我在巴黎生活，並有機會直接接觸許多最了不起的美國老電影，特別是西部片和黑色電影，而同期這些電影在美國本土卻不那麼容易看到，特別是在那些商業電影院中（吉姆也在歐洲生活過，只不過是在德國而非法國）。頗有意味的是，在法國，像埃德加？愛倫？坡（Edgar Allan Poe）和威廉？福克納（William Faulkner）這樣的重要作家受到嚴肅對待的時間遠早於他們自己的國度，差不多的情況也發生在很多在美國發展的導演身上，例如塞繆爾？富勒（Samuel Fuller）、霍華德？霍克斯（Howard Hawks）、阿爾弗雷德？希區柯克（Alfred Hitchcock）、尼古拉斯？雷（Nicholas Ray）、道格拉斯？瑟克（Douglas Sirk）、弗蘭克？塔什林（Frank Tashlin）和奧遜？威爾斯，所有這些人都在某一時期和黑色電影有過關聯。
正如在今日之美國，人們對黑色電影的興趣常常結合了對過去的懷想之情與拒絕歷史地看待過去的態度，黑色電影同政治和社會批評之間的關係也存在著類似的矛盾。納雷摩爾批評中最有價值的方面之一就是它受美國文化中左翼批評影響的程度。這意味著，一方面，他對那些從政治角度批判美國文化的電影予以異乎尋常的關注，例如《試著抓住我》（Try and Get Me，1950）和《玻璃盾》（The Glass Shield，1995）；另一方面，他又非同尋常地從左翼角度批評那些最流行的新黑色電影，包括《唐人街》（Chinatown，1974）和《洛城機密》（，1997），適與其他大多數美國批評家形成對比，後者傾向於無條件地接受那些電影的失敗主義政見。
納雷摩爾還出人意料地顧及了那些運用黑色電影意象和主題的實驗電影，例如馬克？拉帕波特（Mark Rappaport）36分鐘的《外面的夜晚》（Exterior Night，1994）——納雷摩爾詳盡地分析了許多這樣的電影，而它們是無法在商業放映中看到的。許多美國的批評家，不管來自學術界還是新聞界，有一個不幸的習慣，他們常常有意或者無意地推崇那些有幸獲得百萬宣傳費的少數電影，並經常忽視其他大多數或全部電影，只是被動地反映主流發行商的一時興致和忽略而已。同所有的頂級影評人一樣，納雷摩爾的視野——對作為總體的文化和作為特殊領域的電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