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自由主義的窮途末路:美國衰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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現存國際金融體系走向瓦解。在這全球大變革的前夜，各種聲音、主張應運而生，各種思潮、思想的爭論和碰撞必將催生一個新型全球體系。馬先生的四部曲，乃至即將出現的第五部，甚至第六部專著，其價值和意義，不在於它們分析得多麼有道理，指明瞭怎樣的前進方向，而在於它們提出了許多發人深省的問題，提供了獨特的分析視角。我謹將這些問題和分析視角歸納如下，供讀者朋友們參考。

首先，我們如何看待自20世紀70年代初美國拋棄金匯兌本位制、逐步建立美元本位制以來的世界經濟。在一個建立在美元本位制基礎之上、由主權民族國家組成的世界中，各國是否很好地捍衛了其經濟主權，是否切實地以維護本國最大多數人利益的方式在國際上行事？世界發展哲學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經歷了由嵌入的自由主義到新自由主義的轉變。如今，新自由主義面臨空前的批判，全球是否可能實現第二次世界大戰後世界發展哲學的第二次轉變，也就是實現新自由主義向後新自由主義的歷史性跨越？

其次，我們如何把握美國與世界的關係。是美國繼續保持其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對世界和平發展有利，還是美國霸權衰落，成為一個正常大國對世界和平發展有利？在當今世界，美元本位制是強者剝削、掠奪弱者的首要機制，其與新自由主義究竟存在怎樣的關係？我們究竟應該以何種制度取代美元本位制？或者說，全世界是否有可能透過制度創新終結美元本位制？尤為關鍵的是，此次金融危機是否促使美國就此走下坡路，一蹶不振？在美國地位變化之前景下，世界究竟面臨怎樣的未來？

再次，我們如何重新審視中國與世界的關係。縱觀近現代國際關係史，中國與近現代世界互動的關鍵是如何處理好與“西方”的關係。“西方”概念雖然不是一成不變的，但其始終有個核心，並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於經濟、軍事超強的美國的整合，而逐漸形成以美國為首的發達國家，它們組成一個所謂*、和平的共同體，將向全球推行西方式*政治、自由價值、市場經濟作為其使命。鑑於西方的明確戰略目標，中國最終如何與西方，尤其是美國實現和平共處、共同繁榮？1978年以來的改革開放已將中國帶入當前相互依存程度日益加深的世界。中國應該如何評價中美經濟已達到的前所未有的相互依存和利益共生的關係？當前正處於全球體系大變革的前夜，中國究竟以何種方式參與其中，才能做到趨利避害？至關重要的是，中國是否能客觀、真實地把握自己對世界的影響力？是否夠成為撬動全球體系變革之方向的重要槓桿之一。順便提一句，“中國與世界”是馬耀邦先生第五部專著的主題。

最後，也最重要的是，我們如何通盤考慮全球體系變革、美國戰略調整與中國和平發展之間的關係。在當前全球金融危機預示著現存全球體系即將走向瓦解的背景下，世界、美國與中國都在經歷巨大而深刻的變化，“轉型”已成為中國與美國和世界相互關係的最主要特徵。這裡有三種轉型：一是中國的轉型，即中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具體而言，就是中國的和平發展程序能否持續下去或如何維持，中國究竟在國際體系中扮演何種角色。二是美國的轉型，即美國與世界的關係問題。具體而言，就是美國能否維持其全球唯一超級大國地位，它將透過怎樣的戰略來實現護持全球霸權的目標，其中之關鍵是美國如何護持美元霸權。三是中美關係的轉型，即由中美互動的現狀將帶來雙方怎樣的未來，能否促進現存全球體系繼續保持和平轉型。

探討前三個問題，主要是為第四個問題服務的。在中國人的字典裡，“危機”意味著“危險”與“機遇”並存。不過，中國古人早已指出，“危機”總是為強者和有準備的人服務的。縱觀第二次世界大戰結束以來的歷史，美國政府已兩次成功地向其他國家轉嫁經濟危機。一是進入20世紀70年代，資本主義世界進入第二次世界大戰後最嚴重的金融危機和經濟危機，當時美國迫使歐洲和日本承擔其經濟調整成本，從而度過危機；二是80年代中期，美國經濟陷入衰退，而日本經濟維持高速增長，美國再次迫使日本承擔其經濟調整成本，一勞永逸地擊潰日本。在次貸危機引發的金融海嘯中，美國政府能否再次成功地向其他國家轉嫁危機？若是能夠的話，哪些國家或哪一類國家是首當其衝者？因此，所有問題的落腳點是，對於此次金融危機及其帶來的全球大變革，中國是否已做好準備？

相信馬耀邦先生在全球大變革前夜的誠實思考和努力求索，將為更多有志於開創一個和平與繁榮的新型全球體系的各行各業人士，提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