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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底不似戀愛，它有法律效應，婚姻的世界，是講究一個先來後到的，正房夫人在家中坐著，就算後來者確是動了真感情是真正偉大的戀愛，但只要男人們沒同原配妻子實行離婚，新女性們就沒有名分，她們與愛侶間的結合，頂多也只能算是“事實夫妻”。
新舊交替的時代，中國的兩性關係面臨的問題，可以說是前所未有的窘迫，譬如魯迅和許廣平的結合，多麼艱難，付出的代價，多麼巨大。離婚，於心不忍，不離婚，痛苦不堪，最後只能折中？不離，但是也不和原配在一起過。
如此折騰，堅強如許廣平者還可以承受，意志稍微薄弱一點的，就受不了了。石評梅為了成全愛而做的獨身，就是一種對於尷尬的兩性關係的望而卻步。而她的好友廬隱在愛人郭夢良去世後，返歸北京同石評梅的日日相伴，也算是一種相互慰藉……在新的戀愛婚姻中筋疲力盡後，只有女人能懂得女人（她們二人當然不是同性戀愛，只是相互安慰）。
所以說，民國時代女學生之間的同性戀愛，有一個痛苦的底子，包含了一種對於男性世界的失望，它是在女性認為是汙濁的男性情愛的土壤裡，長出的一朵花。它有點柏拉圖之戀的味道，它在發展的最初，不強調肉體關係，它頂多算是攜手走天涯，相濡以沫，相互取暖，相互攙扶，和後來的同性戀愛大不一樣。張愛玲晚年寫《小團圓》辨識得清：九莉和比比睡在一處，九莉碰到比比結實冰涼的大腿，忽然感覺厭惡，九莉這才放心，原來她們之間不是同性戀愛。
民初時代的女校裡，女學生之間的戀愛，是在一個比較封閉的、遠離男權的小環境中萌發的。但這樣的戀愛發展下去，究竟會如何……為逃避*的男權社會，女性間搭起的情感之橋，到底能不能穩固地存在下去？丁玲在小說《暑假中》就寫到幾位為抗拒*的社會而立志獨身的女教師，在相依為命的日子裡，相互產生了感情：承淑愛上了嘉瑛，春芝對德珍有感覺，玉子和娟娟甚至還有恣意接吻的動作……其中的猜疑與嫉妒，給她們帶來了痛苦，女子戀愛的世界，同樣有著精神上的苦悶，女子們的聯盟，彷彿也並沒有建立出一個真正無憂無慮的桃花源。
當然，在這種柏拉圖式戀愛之外，也有對肉體有需要的女子同性戀愛。郁達夫在小說《她是一個弱女子》中，就曾從男性的角度，對女子間的戀愛進行了想象性構造。杭州某女校，女學生鄭秀嶽與馮世芬的友誼，已經發展到上課吃飯自修睡眠散步都在一處。後來馮世芬因戀著小舅舅的緣故，離開了鄭秀嶽。獨居且意志薄弱的鄭秀嶽，在學校的女金剛李文卿的誘惑和強迫下，與之實行了戀愛。如果說鄭秀嶽對於馮世芬，是精神上的依戀，那麼李文卿對鄭秀嶽，則完全是肉體上的佔有。李文卿這個人物形象，徹底顛覆了以往女子同性戀愛唯美的風格。郁達夫在這篇小說中，不乏露骨的*描寫（他自己也說這篇小說將要變作他作品中最惡劣的一篇）。
隨著時代的發展，中國的兩性關係走過了那一段新舊交替的動盪季節，逐步走向穩定，矛盾仍舊是有，家庭中男女兩性的地位，依舊有著這樣那樣的不平等，可兩性的關係，到底進入了一個相對平穩的時期。搓麻將買菜帶孩子的太太，取代了轟轟然去戀愛去革命的女學生，成為社會堅實的棟樑，女人之間的安慰，也還是有，但大多點到為止。那種相濡以沫的姐妹情誼，更像是現在“閨蜜”間的相互喜愛，不會極端到去私奔。於是，五四時代的女子同性戀愛風，便漸漸消歇下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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蕭紅：愛情的密度（1）
蕭紅與蕭軍那頗具傳奇色彩的愛情，流傳到今天，在不少人眼中，儼然成了一個“東北式”愛情的範本：女的美麗哀愁，有那麼點軟弱，那麼點小鳥依人，然而內心卻是堅強的；男的則有點大男子主義，動輒肝火上揚，怒髮衝冠（似乎有點家庭暴力傾向），拯救了她，愛她，但卻不給她足夠的重視，只把女人當作次等公民，理所當然地認為她的文學，低他一籌。
這樣的“解讀”，其重大依據之一，恐怕便是聶紺弩在回憶蕭紅那篇《在西安》中，曾寫到過的蕭紅的話（當中有一句，或可作為證據）：“我不知你們男子為什麼那樣大的脾氣，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妻子做出氣包，為什麼要對妻子不忠實！忍受屈辱，已經太久了……”
這裡所說的“做出氣包”，是否就是遭遇到了家庭暴力（特指熱暴力，即動手打人），我們不敢篤定。但梅志女士（胡風先生的夫人）在1984年卻寫過一篇《“愛”的悲劇……憶蕭紅》，當中提到一次“打人”事件：“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