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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一大群示威者在波蘭事件的激勵下，要求拉科西辭職，讓位給有民族主義思想的共產黨人伊姆雷？納吉。秘密警察的反應是向示威者開火，從而使抗議示威轉變成一場公開的革命，這場革命使納吉一下子當上了總理，並使他作出了種種許諾、採取了種種行動。而這些許諾和行動都是蘇聯人所無法容忍的。為了撫慰很快就不僅活躍於首都、而且還活躍於各省的示威者，納吉邀請兩位非共產黨人加入他的內閣，廢除了集體化，宣佈大赦反叛者，答應舉行自由選舉，並說服蘇聯人將他們的坦克撤出布達佩斯。
這一切並沒有滿足革命者的需要，他們這時進攻共產黨總部，甚至不時襲擊正在撤退的蘇軍。這樣做時，他們暴露了自己全力反共、反蘇的立場。和波蘭人不同，他們並不滿足於蘇聯勢力範圍內的自治。相反，他們要求西方式的民主，要求完全擺脫莫斯科或《華沙條約》的約束。這些發展對蘇聯在東歐的安全體系構成了無法容忍的威脅。11月1日，蘇聯人掉轉坦克，重新開進了布達佩斯。於是，納吉總理立即直布匈牙利為中立國家，拒絕摸受《華沙條約》，並向聯合國發出了呼籲。外界沒有給予任何幫助，因為美國正忙於總統選舉，法國和英國正在遠征蘇伊士。革俞者被勢不可擋的力量制服，以亞諾什？卡達爾為首的新的共產黨獨裁政府宣告成立。
蘇聯人雖然能為所欲為，但付出了在道義和精神上遭受巨大失敗的代價。匈牙利工人和學生朝蘇聯坦克扔燃燒瓶的情景使許多忠實的共產黨人及其同路人覺醒。這與共產黨人原來所夢想的國際無產階級兄弟關係相差太遠了。蘇聯人的做法對西歐知識界的震動特別大，西歐的許多知名作家和藝術家這時交出了他們的黨證。
蘇聯人完全明白這種消極反應，急忙賠禮道歉。在匈牙利危機最嚴重的時候，他們宣佈，他們準備改變同衛星國之間的關係。他們聲稱，他們的目的是以“國家主權、互利與平等”的原則為基礎，建立一個“社會主義國家聯邦”，他們提議修改《華沙條約》，以便將蘇聯軍隊撤出東歐。這既不是蘇聯人的仁慈，也不是他們玩世不恭的騙局。相反，他們認識到，他們不可能作為無恥的干涉者和佔領者遙遙無期地繼續駐紮在東歐。或許，19世紀的沙皇能經受住被全世界指責為東歐“自由的劊子手”的責罵。但對一個自稱社會主義的國家來說，在一個有著大眾交流媒介、世界各地人們的見解易於互相交流的時代裡遭到這種指責，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因此。赫魯曉夫逐漸改變對鄰國的政策，直到與鄰國建立起真正新的關係。
在這以前，各衛星國不僅被斯大林蓄意切斷了同西方的交往，而且被他割斷了相互間的聯絡。此外，它們還因對蘇聯有利的各種不平等的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而受到無情的剝削。克里姆林宮讓東歐不加區別、毫無經濟意識地執行其“工業化、工業化、再工業化”的命令。在東歐這一地區，到處是斯大林的“累贅”——巨大的工廠，這些工廠很難弄到所需的原料，其產品也只有透過向工人支付標準以下的工資才能在世界市場上競爭。因為許多新工廠按照莫斯科的命令從事軍工生產，公眾的負擔越來越重。甚至農業也因強迫實行集體化和強制種植諸如棉花和亞麻之類的經濟作物而遭到破壞。最終結果是，整個地區食物不足，消費品短缺，失業者很多，工資極低，生活水平相應地下降。應該指出，所有這一切決定性地促成了普遍的動亂，最終導致了1956年的劇變。
1956年以後，這一模式發生了迅速、重大的變化。貿易條約和發展協定被重新商訂，並被制訂得更加公平合理。各國都能逐漸對其經濟發展的速度和程序作出自己的決定。工業不必再同蘇聯或其他共產黨國家的工業結合在一起。相反，其趨勢是國民經濟的發展更加獨立，工業和農業的迴旋餘地更大，同西方的貿易更多。例如，1960年至1964年間。羅馬尼亞同西方的貿易從佔其全部貿易的20％上升到33％ 。赫魯曉夫也發現，有必要修訂他為經濟互助委員會制定的雄心勃勃的計劃，他曾希望經互會能成為蘇聯與東歐盟國和蒙古全面一體化的媒介。後來，由於東歐國家反對莫斯科透過經互會指揮它們的經濟計劃，這種一體化未能實現；於是，蘇聯同東歐國家於1963年和1964年議定了一系列雙邊協定。赫魯曉夫認為，當他不能得到經互會範圍的一體化這整塊麵包時，必須同意接受雙邊一體化這半塊麵包。
同這種經濟上的緩和與放寬相對應的是文化領域中的緩和與放寬。同西方國家締結文化協定、減少對外國廣播的干擾、增加旅遊業、給外國記者以更大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