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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如此，這種影響同軍事僵局和冷戰緩解的催化作用一起，改變了蘇聯與其衛星國之間的關係。
大約早10年時，南斯拉夫爆發了東歐第一個反蘇運動。根本的問題是，已成為各國首腦的共產黨領導人是否還應繼續服從克里姆林宮的紀律。甚至在戰爭年代裡，鐵托已堅決主張各國政黨要獨立，並按照這一主張行事。戰後，他繼續這樣做，並能不受懲罰，這一定程度上是因為南斯拉夫與西方海軍強國接近。更重要的是，鐵托和東歐大多數共產黨領袖不同，他一直呆在自己的國家裡，並建立了一支強有力的抵抗軍；由於有了這支軍隊，他在戰後幾年中成功地反抗了斯大林。例如，他認為蘇聯人不支援他對的裡雅斯特的強烈要求，並把這種不支援歸因於蘇聯人希望加強義大利共產黨的力量。鐵托宣佈：“據說這是一場正義的戰爭，我們也一直這樣認為。但是，我們現在要尋求一個公正的結局。我們要求每個人都不受別人干涉。我們不想因別人而遭受痛苦，我們不願被當作國際交易中的賄賂。”
莫斯科對這種有關共產黨和共產黨國家的獨立的異端觀點立即作出了反應。“告訴鐵托同志”，蘇聯大使警告說，“如果他再允許對蘇聯進行這樣的攻擊，我們將不得不在報上提出公開批評進行回擊，而且不承認他。”這位持異端者拒不改變自己的主張。相反，他又犯了更多的罪。他批評了在南斯拉夫的蘇聯軍官和官員的行為。他還試圖建立南斯拉夫…保加利亞聯盟，不過，由於莫斯科命令保加利亞人退出，這一聯盟未能成立。當鐵托發現自己正受到暗中監視時，他便讓手下的特工人員盯住在南斯拉夫的蘇聯外交官和技術人員。最後，1948年6月，共產黨和工人黨情報局憤怒地宣佈，將南斯拉夫共產黨開除出情報局。但是，由於鐵托在國內有牢固的地位，又從西方國家得到巨大的經濟、軍事援助，所以他沒有屈服。1949年底，東歐流行著一句俗話：“馬克思是上帝，列寧是耶穌，斯大林是聖保羅，鐵托是第一個新教徒。”
這種新的異端邪說雖漸漸地傳播開來，但仍須處於地下狀態，因為蘇聯在東歐其他國家有著很大的權勢。而“鐵托主義”——馬克思主義詞典中的一個新詞——仍限於區域性地區，正等待著有機會衝出來。1956年，它的確衝了出來，因為那年出現的各種情況的結合對它很有利。最猛烈的劇變發生在兩個有著悠久的反蘇傳統的國家——波蘭和匈牙利。在赫魯曉夫2月講話的鼓舞下，這兩個國家中出現了文人學士的討論小組；接著，知識分子與口才較好的城市工人建立了聯絡。1956年春、夏兩季，匈牙利和波蘭的事件經歷了相似的程序。但到秋天時，它們開始大不相同：匈牙利事件以武裝起義和鎮壓告終，波蘭事件的結果則是贏得了一定程度的個人自由和國家的獨立自主。
波蘭最傑出的“民族”共產黨人弗拉迪斯拉夫？哥穆爾卡曾於1948年因鐵托主義罪而被清除出黨，到1956年春，又恢復了職務。他的思想不久就開始在共產黨的中間階層中得到傳播。波茲南（前普魯土城市波森）的工人起義反映了波蘭斯大林主義者的影響在不斷減弱。波蘭的斯大林主義者被一個個地從黨內主要位子上撤了下來，最後，這種危機落到了波蘭出生的蘇軍元帥康斯坦丁？羅科索夫斯基頭上，羅科索夫斯基當時還是波蘭的國防部長和波蘭政治局的成員。赫魯曉夫以前所未有的舉動支援羅科索夫斯基，於1956年10月19日同蘇聯政治局內除兩人外的全部成員一起匆匆趕到了華沙，與此同時，蘇聯紅軍也調動軍隊進行威脅。但最後，正是赫魯曉夫作出了讓步，同意罷免羅科索夫斯基，同意哥穆爾卡於10月21日當選為波蘭共產黨第一書記。赫魯曉夫之所以願意遭受這一嚴重挫折，是因為他確信，哥穆爾卡是一位有主見但卻忠實的共產黨人，他決不會轉而投靠西方。事實證明，這種看法是正確的，在以後幾年中，雙方發展了一種互相滿意的關係，波蘭雖然越來越不依賴克里姆林宮而獨立，但的確仍是共產黨國家，仍是華沙條約組織可靠的支持者。
在匈牙利，形勢更加複雜。黨的領袖馬加什？拉科西是一位猶太人，這使這一有反猶傳統的國家中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他還是一位老牌的斯大林主義者，曾在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時期內在匈牙利監獄裡呆了16年，因而這時不願與“民族主義的”匈牙利共產黨人分享權力。於是，同在波蘭一樣，上層的變革受到了阻礙。相反，下層爆發了革命，由於這一革命無法預測，因此，赫魯曉夫向匈牙利派遣了蘇聯紅軍。
1956年10月23日，布達佩斯開始出現騷動，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