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它會妨礙法國核力量的進一步發展。
更引人注目的是戴高樂的不受約束的外交活動。1964年1月27日,他不顧華盛頓的一再抗議,在外交上完全承認了共產黨中國。三天後,他解釋說,他只是在”承認世界的現狀”。他又說:“在這塊(亞洲)大陸上,不能想象會出現不牽涉到它(中國)的和平或戰爭;難以讓人相信,沒有中國的參加,也能締結一個關於東南亞國家的中立協定,而我們法國人對締結這樣一個協定特別關心。”因此,這位將軍也在東南亞發起挑戰,而美國當時正在那裡用金錢、武器和軍事代表團支援越南當局鎮壓越共的共產主義反叛者。戴高樂確信,美國的這些努力註定要失敗,美國人將被趕出去,正如法國人1O年前被趕走一樣。因而,他極力主張整個地區中立化,因為這將“驅除各種形式的外國干涉”。
這就是戴高樂對美國政策和美國領導地位的挑戰。而且,這是一種全球範圍的挑戰,他派遣法國外交代表團和貿易代表團去拉丁美洲以及他自己訪問墨西哥(1964年3月)的做法就證明了這一點;在訪問墨西哥時,他著重強調了拉美各民族的共同傳統和大國集團的“獨立’。1969年,蓬皮杜接替戴高樂出任總統,他雖然沒有戴高樂那麼好鬥,但也很有主見。這一點在197O年初表現得很清楚,當時,他在美國向以色列提供鬼怪式噴氣式飛機之際同意將幻影式戰鬥機出售給利比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