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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國在振興經濟和改建軍隊方面的失敗，必然導致西方與日俱增的滲透和控制。歐洲列強向北京政府提供了許多貸款，但貸款前它們常常施加壓力、以准許債權人控制中國部分經濟為貸款條件。歐洲列強在中國各港口獲取租界是它們施加經濟影響的另一手段。最大的租界是上海“公共租界”，它已發展成一個獨立自主的城市國家；在那裡，中國的法律不適用，中國的法院和警察設有管轄權。這些租界極大地影響了中國的經濟。中國的經濟以往一向是自給自足、以田地為基礎，但現在，它愈來愈依賴外國人控制的沿海城市，尤其是上海。西方列強除了控制沿岸港口外，還控制了一些大的內河航道，他們維持著幾支炮艦艦隊，在從上海到重慶1500哩長的、橫穿中國中心的長江中巡邏。實際上，英國海軍中有位軍官還擁有“長江海軍少將”的頭銜，這一頭銜是頗能說明問題的。
四、社會和文化影響
19世紀末和20世紀初，中國對西方挑戰的反應從軍事和經濟領域擴大到社會和文化領域。這種擴大反映在中國人選來翻譯的西方書籍的類別有了改變。在185O年到1899年這段時期中，中國人所翻譯的自然科學、尤其是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在數量上超過了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例為四比一；1902年到1904年的兩年中，後者卻以二比一的比例超過了前者；而在1912年到1940年這一時期中，得到翻譯的社會科學和古典文學方面的著作比自然科學和應用科學方面的著作多兩倍。
這一興趣轉變的一個原因是1894…1895年日本打敗了中國，使居統治地位的土大夫階層的傲慢和自滿遭到毀滅性的打擊。另一個原因是西方大規模的、似乎不可抗拒的入侵。中日戰爭以後的幾年中，這種入侵在各個領域都達到很大的規模，使中國的生存似乎都受到威脅。結果，愈來愈多的中國領導人被迫得出這樣的結論：重大的變革是生存所必不可少的，而且這種變革不能僅限於軍事和經濟方面。此外，西方在滲透過程中創造了有利於變革的力量和條件。
外國商業擴大到中國內地，促進了中國商人階級的發展，他們不久就接管了西方商品的銷售。早在1869年，英國一位官員說道：“由於在語言上佔優勢、擁有市場、開支較低，中國人幾乎壟斷了商業經營。”後來，中國製造商開始建造火柴廠、麵粉廠、紗廠和紡絲廠。這些新的經濟領導人往往是一支獨立的政治力量。他們不喜歡歐洲的統治，因為這種統治授與外國商業競爭者以特權。但他們也不太喜歡北京反動的帝國朝廷，因為它既不有效地抵抗外國人，也不去了解現代經濟的性質和需要。因此，這些中國商人認為無需忠於北京的滿族政權，就象印度商人早先認為無需忠於德里的莫臥兒政權一樣。結果，正是他們提供了促進革命的民族主義運動的動力，這一運動在動世紀初發展起來。第一次排外運動由沿海城市發動，推翻滿清王朝的1911年革命也爆發在這些城市裡，所有這些都不是偶然的。
中國的這一危險形勢也影響了居統治地位計程車大夫，不過他們是被迫傾向於改良而非傾向於革命。他們由於自己的官位和既得利益，只需要“傳統範圍內的改革。”他們仍然認為，改革中國的儒家文明，就可以滿足現代的需要。這種觀點的著名代表人物是激進的廣東學者康有為（1858…1927年），他以其論著《孔子改制考》而震驚同僚。這部反傳統觀念的著作將孔子描寫成人民權利而不是帝國權力的維護者。康有為的一位弟子在下面這段話中清楚地說明了這一激進觀點：
一般說來，當帝國的權力來自一個人時，它便軟弱；而當它來自千百萬人民時則強大。……如果學者、商人和老百姓都能關心民族的危難，那麼，這樣的人民將是聰明的，否則是愚昧的。因此，如果我們不依靠人民的權威，就不可能變精神渙散為精誠團結、變無知為智慧。
這種擁護人民權利、提倡人民參政的主張對中國來說是新東西。以柱，西方的民主和民族主義觀念在中國顯然一向是不存在的。相反，中國強調的是家庭；就更廣泛的忠誠而言，它採取“文化主義”而不是民族主義的形式。所謂文化主義，指的是要對本土文化傳統有息息相關之感，中國人簡單地認為這是對付外國野蠻行為的唯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