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通史-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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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帝國傳道和建立學校。到1875年，僅僅美國傳教士就開辦了240所學校，有學生80O0人。學生中大多是亞美尼亞人，其餘的是基督教徒，因為改宗在穆斯林當中是受禁止的。但是，在分散於整個帝國的外國學院如美國人經辦的君土坦丁堡女子學院和羅伯特學院（也在君士坦丁堡）以及在貝魯特的聖約瑟夫的法國耶穌會大學裡，可發現相當數目的土耳其學生。土耳其人自己這時也已建立了幾所高等學校，包括醫科學校（1867年）、帝國高階中學（1868年）、君士坦丁堡大學（1869年）、法律學校（1870年）和政治學學校（1878年）。這些年裡，土耳其的新聞業也正在迅速發展。1859年時。帝國中只有一份官方週報和一份半官方週報。到1872年，已有三份日報和幾份週報。此外，在諸如君士坦丁堡、士麥那和亞歷山大之類的城市裡，出現了6份法國日報，為受過教育的土耳其人所閱讀。

至少與這種文化影響同樣重要的是西方對奧斯曼帝國的經濟滲透。由法國外交官和創辦人斐迪南？德？雷賽布為首的一家歐洲辛迪加經過10年的開鑿之後，於1869年使蘇伊士運河通航。這運河的作用是使奧斯曼帝國再一次位於歐洲和亞洲之間的主要的商人路線上。當時，奧斯曼政府正絕望地陷入對歐洲一些政府和私人金融家的債務中。他們於1854年借了第一筆貸款，到1875年，他們的債務總數達英幣2億鎊。他們每年約需英幣1200萬鎊來支付年金、利息和償債基金，這筆款子等於帝國總歲入的一半多一點。事實證明負擔是沉重的，部分付息被拖欠，因此，歐洲諸強國於1881年強行設立奧斯曼國債管理處。這一機構主要由外國代理人組成，其任務是照管來源於各種專利事業和關稅的歲入、為償清帝國的債務服務。

外國勢力除控制了土耳其的財政以外，還控制了土耳其的金融系統、鐵路系統、灌溉工程、採礦企業和市公用事業。此外，帝國仍受制於外國人自15世紀起就在奧斯曼帝國享有的領事裁判權條款即治外特權。這些治外特權包括免受奧斯曼朝廷的管轄和免交包括個人稅和關稅在內的某些賦稅。這些賦稅被規定在一個很低的水平，奧斯曼政府不得擅自提高，除非經歐洲諸強國同意；不用說，歐洲諸強國是不會輕易同意的。因此，我們可以斷定，奧斯曼帝國甚至出俄國更多地處於與歐洲的半殖民地的經濟關係中。

西方的所有這些壓迫和控制的影響不可能得到精確的估計。但是，毫無疑問，它們逐漸地打碎了以往一向堅如磐石、難以攻破的伊斯蘭教結構。運河、鐵路、銀行、傳教士、學校和報紙構成了一個背景，從而說明了19世紀後半世紀在土耳其人中間發生的文化思想方面的覺醒。

這一覺醒的最著名的領袖是易卜拉欣？希納西、那米克？凱馬爾和阿卜杜勒？哈米德？齊亞。這些人並不在所有問題上都意見一致，然而，他們確具有某些共同的經歷，確分享某些根本的原則。他們都曾在西歐生活過，都不僅對西方的物質成就而且對西方的思想和文學印象極深。他們回到君士坦丁堡，決心消滅他們這時認為是波斯的古典主義的暴政的東西，這種東西以往長期地支配著奧斯曼的語言和文學。他們丟開波斯和阿拉伯的言詞、措詞而採用更純正、更簡單的土耳其語。他們翻譯外國的著作，尤其是法國作家加拉辛、拉封丹，盧梭、孟德斯鳩和孔多塞的著作。他們創辦了第一份獨立的土耳其報紙；這份報紙雖然發行量有限，但在咖啡館和市場有廣泛的讀者群。

這些早期的改革者沒有組成一個政黨。當時，奧斯曼帝國僅有的真正的政黨是在個別的政治領袖周圍聚集起來的”執政黨”和“在野黨”。但是，到1865年，由傾向於西方的青年作家們組成的一個界線相當分明的集團已圍繞報紙“Mushbir”即《喜訊先驅報》而形成。這家報紙除了支援別的事物外，還主張引進某種形式的立憲代議制政體。這一點是帝國政權所忍受不了的，它於1867年查禁了這家報紙。報紙編輯及其同事這時發現他們所處的境況與19世紀初謝里姆三世所處的境況相同，由於缺乏群眾支援，他們不得不逃到巴黎和倫敦，在那裡繼續從事新聞工作、抨擊帝國政權。

當時，土耳其少數政治家已認識到，一個按照西方方向的全面改革綱領是帝國的生存所必不可少的。其中傑出人物是雷希德帕夏（1802…1858年）和米德哈特帕夏（1802－1858年），他們兩人都擔任過最高的大臣，頒佈過許多改革法令。1876年5月，米德哈特利用國內的一次財政危機和巴爾幹地區的一次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