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職責的人。因而，土耳其人中間難得出現的改革提倡者發現自己沒有任何追隨者。換句話說，他們發現自己所處的困境與1825年俄國十二月黨人所處的困境相同，而且其原因也相同。
蘇丹謝里姆三世的命運明顯地說明了改革缺乏群眾支援這一點。謝里姆於1789年——如果就他的思想和抱負的革命性質而言，這是具有象徵性的、合適的一年——登上奧斯曼王位。謝里姆並不是第一個認識到有必要在帝國中進行改革的蘇丹，然而，他是第一個認識到改革措施必須向前看而不是向後看的蘇丹。他最先根據借用西方的東西而不是回到蘇里曼一世時代這一點來考慮改革。他的計劃包括改革行政管理、改進教育和徹底改造近衛軍。
近衛軍從切曾是奧斯曼步兵的精銳部隊，這時已蛻化成無用的、不順從的禁衛軍。這一點在18世紀末葉與俄國交戰時變得很明顯，那時，近衛軍的一些團在前線露面的總共才5、6個人。近衛軍士兵一見敵人，多半潰散和逃跑，僅僅停一停劫掠自己的兵營。過去，有幾個蘇丹已試圖控制或除滅這支有害的軍隊。他們都失敗了，因為法律和宗教的統稱為烏力馬的首腦站在近衛軍一邊。重要的經濟利益也支援現狀，因為從對近衛軍的發薪證的投機買賣中可得到收入。每個近衛軍士兵都有一個密封的發薪證，用作領取薪金的摺子。1740年，蘇丹允許買賣這些發薪證。它們很快成為一種股票，由那些與近衛軍毫無聯絡的官員和投機商迫不及待地大量買下。由於爭奪發薪證的緣故，不可避免地出現大量虛報的名冊。已死去的近衛軍士兵的名字給保留在名冊上，他們的發薪證被買賣。
軍事、宗教和經濟的既得利益集團的強有力的結合，說明了為什麼早期的蘇丹未能改革近衛軍，為什麼謝里姆也註定要失敗、註定要喪失他的王位和生命。開始時，由於近衛軍對俄國人的惡意中傷引起民眾的反感，謝里姆能取得某些進展。他先採取旨在改進帝國防禦的各種表面措施，然後，1793年時，他採取了決定性的步驟：建立一支稱為新制軍隊的新的軍事力量。這是一支西方式的軍隊，有著一式的制服、明確的募兵和徵兵措施、歐洲的訓練方法以及現代化武器，包括最新式的火炮和代替傳統的短彎刀的刺刀。這些計劃要求最初征兵1600人，以後逐步增加到12000人。
新軍在幾次交戰中證實了它的價值，但是，這僅僅加劇了近衛軍及其盟友的恐懼和反對。他們以旨在利用穆斯林居民的畏懼、偏見和狂熱的一個精心組織的運動來進行反擊。他們散佈謠言說，新軍是基督教異教徒的一個發明，謝里姆建立新軍就是因為他不再是伊斯蘭教的真正的保護者。如此，引起了大量的騷亂，使近衛軍能迫使謝里姆於1808年5月退位。兩個月後，當謝里姆的支持者們試圖將他從囚禁他的宮殿住室裡營救出來時，他被絞死了。
回顧起來，很清楚，謝里姆試圖做俄國的彼得大帝在早一個世紀時就已完成的事情。他失敗了，在一定程度上是因為他並不象俄國沙皇那樣是一個強有力的、起決定性作用的人物。然而，他的失敗更多的是由於這一事實：近衛軍與他們在烏力馬委員會、官僚機構和宮廷中的盟友們一起組成了一個比彼得所曾面臨的任何反對派強大得多的反對集團。此外，謝里姆沒有可依靠的中產階級、群眾黨或群眾運動。給果，奧斯曼帝國在1808年末時似乎與以往任何時候一樣沒有變化且不可改變。
然而，19世紀期間，奧斯曼帝國同俄國人一樣，為西方以直接和間接的許多方式所滲透、影響和控制。滲透的幾條途徑中，最早的、在某些方面最有效的是軍事途徑。土耳其人同俄國人一樣，發現要自我儲存就必須採用歐洲的軍事技術。19世紀後半世紀中，西方諸強國為了阻擋俄國對中東的擴張，積極地鼓勵土耳其人使自己的軍事力量現代化。但是，軍事西方化不僅僅包括外國軍事代表團的訪問。事實證明，要支援一支現代化的軍隊，除了必須教授軍事科目外，還必須教授歐洲的語言、數學和科學。必須建立醫科學校、醫院、技術工廠、製造重武器的鑄工廠、海軍兵工廠和造船廠。而且，被派到國外去上外國軍事學院的許多年青人中，有一部分人不可避免地除了吸收西方的軍事技術外，還吸收西方的思想意識。因此，土耳其所有的機構中，軍隊成為不僅在組織上而且在觀點上最西方化的機構。1908年當舊制度在奧斯曼帝國被最後推翻時，實行這政變的不是一個政黨，也不是一個群眾運動，而是一個軍隊集團，這一點並不出人意外。
在宗教領域，西方也對穆斯林中東有影響。傳教士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