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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濟混亂和大規模失業逐漸損害了前幾年所已取得的和解的基礎。各地政府在日益增長的貧困和不滿情緒的壓力下興亡更替。這種政治上的不穩定直接地、災難性地影響了國際形勢；有些政府把對外冒險作為改變國內緊張局勢的手段，另一些政府則因自己國內的緊迫問題而無視這種侵略行徑。因此，大蕭條是兩次大戰之間時期的分界線。1929年以前的幾年是充滿希望的幾年，歐洲逐步解決了第一次世界大戰所造成的各種爭端。相反，1929年以後的幾年充滿了憂慮和失望，危機一個接一個，最終導致了第二次世界大戰。
大蕭條的影響和意義因蘇聯的幾個五年計劃而增大。在西方的經濟確實是一團糟的同時，蘇聯正在繼續進行經濟發展方面的獨特實驗。雖然五年計劃伴有嚴厲的壓制和民眾的窮困，但實質上是成功的。蘇聯從一個以農業為主的國家迅速上升為世界第二大工業強國。這種前所未有的成就具有國際性的影響，尤其是因為當時種種經濟困難正使西方陷於困境。
因此，五年計劃和大蕭條在兩次大戰之間的時期里居有突出的地位，它們一者襯托了另一者，兩者都產生了至今仍可感覺到的影響。
一、五年計劃
戰時共產主義 布林什維克一發現自己處於俄國的主人地位，就面臨著建立太平盛世的挑戰；關於這種太平盛世，他們過去已宣傳很久了。他們很快發現，他們對迎接這一挑戰毫無準備。過去的歷史中沒有模式可遵循，馬克思主義著作也沒有多大用處，因為它們幾乎只是論述如何奪取政權，而沒有論及奪取政權以後該怎麼辦。社會主義社會——國家擁有生產資料的社會——的傳統定義對社會主義社會的真正實現不起指導作用。列寧本人就承認：“我們在奪取政權後便知道，不存在將資本主義制度具體改造成社會主義制度的現成方法。……我不知道哪位社會主義者處理過這些問題。……我們必須根據實驗作出判斷。”
起初，幾乎沒有實驗的機會，因為生存鬥爭比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所謂的“戰時共產主義”盛行於1917年至1921年間；當時，為了向前線提供所需的物資和人力，採取了種種非常措施，戰時共產主義就是從這類措施發展而來的。戰時共產主義的一個特徵是對土地、銀行、對外貿易和重工業實行國有化。另一特徵是強行徵收供養士兵和城市居民所必需的剩餘農產品。原先的計劃是向農民提供工業製成品作為補償，但事實證明這是不可能的，因為當時幾乎所有的工廠都在為前線生產。
內戰的結束意味著不再需要‘戰時共產主義”這種權宜制度。於是它立即被屏棄了。農民們拿起了武器，反對無償的徵收。正如一位農民所說的那樣：“土地屬於我們，麵包卻屬於你們；水屬於我們，魚卻屬於你們；森林屬於我們，木材卻屬於你們。”同時，這個國家的經濟已陷於癱瘓狀態，這主要是由於1914年至1921年間的接連不斷的戰爭。工業已下降到戰前水平的10％，糧食產量從1916年的7 400萬噸下降到1919年的 3000萬噸。最大的災難是 1920年和1921年的全國性乾旱，它促成了俄國曆史上最嚴重的饑荒。無數的人死於飢餓，還有無數的人只是由於美國救濟署提供的救濟品才活了下來。甚至喀琅施塔得的水兵，雖然以往一向是布林什維克的最堅定的支持者，這時卻也起來造反，提出了“沒有布林什維克的蘇維埃”的口號。
新經濟政策 注重實際的列寧認識到讓步是不可避免的——因而於1921年採取了“新經濟政策”，這一政策允許區域性地恢復資本主義，尤其是在農業和貿易方面。農民們在向國家繳納約佔其產量的12％的實物稅之後，被准許在公開市場上出售他們的農產品。私人可以經營小商店和小工廠。農民和新商人即當時所稱的“耐潑曼”，都能僱傭勞力，並能保留他們在經營中獲得的利潤。不過，列寧設法使國家控制了土地所有權，控制了他所稱的“制高點”（銀行業、對外貿易、重工業和運輸業）。對列寧來說，新經濟政策並不意味著社會主義在俄國的結束，而是暫時的退卻，“後退一步為的是前進兩步”。
隨後幾年中、最大的問題是這“前進兩步’應該怎麼走。新經濟政策的確給了人民一段喘息時間，並使經濟從1921年的普遍蕭條中恢復過來。到1926年時，工農業產量已達到1914年以前的水平；但這對蘇聯領導人來說還不夠。從1914年起，人口已增加了800萬，因此，戰前按人口平均計算的標準還未達到。而且，這些標準對19世紀的沙皇俄國來說已是不充分的，更不用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