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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經典歌劇：多尼采蒂作曲的《拉美摩爾的露琪亞》和威爾第作曲的《假面舞會》。他特別聘請了著名的米蘭斯卡拉歌劇院資深的導演和樂隊指揮，來幫助指導和排演整場歌劇，還請來義大利及歐洲著名的歌劇演員，與從全國各地選拔出來的演員同臺演出。這樣，在義大利歌劇專家們的直接指導下，我們的演員受到了薰陶，增長了見識，整體水平有了大幅度提高，為發展我們的民族歌劇積累了很多寶貴的經驗，而這一切，正是徐偉回國做事的初衷。
剛回國時，徐偉曾與夫人——也是我們鋼琴系高班同學、同樣對祖國懷著一顆赤子之心的張茵女士，一起來我郊外家中促膝長談，講了他們想做點事情，用自己的所長報效國家，希望得到大家的支援和幫助，當談到資金這個困擾藝術界發展的關鍵問題時，他只是淡淡一笑，說道：“都由我們自己來出。都這把年紀了，反正也帶不走……”不僅我，家裡人對他們夫婦私下裡的樸素低調和他們做事業的執著大度都充滿了敬佩之情。
掐指算算，徐偉在國內學習、生活的時間總共也不過十年，而且還趕上那樣一個動盪的時代，可以說國家給予他的並不多，然而，這樣一個在海外奔波了大半生的人，最後把自己的所學、積累的積蓄，一股腦地都拿出來報效祖國，沒有人要求，沒有人強迫，他們的愛國之心是自覺自願的；沒有莊嚴的誓言，也沒有華麗的詞藻，只有默默的奉獻，他們的愛國之情是發自心底的。徐偉回國這四年的成績是卓著的，他們無私忘我的精神深深感動著身邊的每一個人，同時也用他們的行動給我們上了一堂生動的愛國課。
其實對待祖國有些地方就像對待家庭一樣，我們不能要求父母、長輩給我們多少，也不能給的多就高興，給的少就生怨恨之氣，更不能見誰家富裕就認誰做父母。記得在我姥爺病逝之前，曾讓我速去哈爾濱見面，並有些心愛之物送我留念，我知道他最疼愛我這個外孫，但在臨行前，父親極其嚴肅地對我說：“任何值錢的東西都不許要，好兒不爭祖業田，有本事要靠自己去奮鬥。”這話當時對我刺激很大，甚至有點想不通，那種感受至今仍記憶猶新，但它催我自強不息，不靠伸手向家庭去索取，而是多為家庭做些貢獻。美國總統肯尼迪就職演說中有一段被廣為傳頌的話：“不要問你們的國家能為你們做些什麼，而要問你能為自己的國家做些什麼。”
在近代歷史上，可以說中國多災多難，內憂外患使中國延誤了許多發展的良機，這使我們在很多方面落後於其他先進國家。儘管近三十年來，中國日新月異的變化令每一個炎黃子孫欣喜，一些人甚至認為，中國進入了繼漢唐以來的全盛時期。但是，不能否認，從綜合、整體的水平來講，我們與先進國家比較，不管在物質文明還是精神文明方面都還有很長的一段路，需要花很長時間一步一步地去追趕。所以，珍惜今天安定的社會環境和發展機遇，每個人都盡一份心、一份力，加倍努力去縮小與先進國家的差距，就是最具有現實意義的愛國。
我在1980年出訪日本時，我還不是指揮，是以鋼琴家的身份表演鋼琴獨奏和為歌唱家伴奏。當時在走過的大小29個城市和地區中，不要說在東京、大阪、名古屋等大城市的音樂廳或劇院，就是在長野、熊本、秋田等地區性的小劇場，我對所使用的YAMAHA或KAWAI大三角鋼琴都有極好的印象，其音色及鍵盤感覺都非常好，而那些大城市劇院的鋼琴，甚至與頂級品牌斯坦威鋼琴的質量相差無幾，就是後臺供練習用的立式鋼琴，聲音和觸感也同樣好。然而，同樣是一個牌子在國內卻很難以找到類似品質的鋼琴，而近年來由合資廠生產的雅馬哈更是不敢恭維，卻仍舊標著不菲的價格。同一個品牌的鋼琴質量相差何以如此之大？後來一次與高班同學、鋼琴維修調律專家馬桂林聊天談到這個問題才知道，原來他們是將產品分為四個檔次，第一檔最好的產品供應本國使用，第二檔出口歐美及韓國，第三檔出口亞洲新加坡、馬來西亞等地，第四檔才是銷往中國等亞洲不發達國家……每檔之間在用料、品質都各有差別，而且一般只有供應本國的產品才在國內生產，而出口產品通常在國外設廠生產，不佔用他們自己的土地、人力和資源。據說日本其它一些產品的生產、銷售也是依據類似的政策進行出口的。當最初瞭解到這樣的情況，不禁慨嘆，我們拿最好的材料、最好的工藝製造出品質最好的產品銷往國外包括日本，來賺取外匯，視出口轉內銷的產品為上品。而別人無論是出於狹隘自私的民族意識，還是出於優先服務本國民眾的理念，卻把最好的東西留給自己。由於你在這方面的落後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