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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實我能做到的，許多人也能做到，只是他們沒有這麼做，或是做了，卻沒有機會讓大家瞭解。我所做的，畢竟還是在同一個領域內的拓展延伸，只是涉獵範圍更寬泛些，並沒有離開我的專業；其拓展延伸，似乎也合乎常理，是一件水到渠成的事情，但追根溯源，我還是得益於很多前輩的指教，每每想起這些，我的心中充滿了感恩之情。
前面曾多次地提到，姥爺是我在人生的道路上最初的導師。我四五歲時，姥姥去世了，姥爺便與我相依為命，將他的全部情感寄託在我的身上，竭力向我傳授他認為的所有有用的知識，教我怎樣做事，怎樣做人。姥爺注重傳統美德的教育，讓我從小學習忠、孝、仁、禮、義等這些做人的品質，還教我背誦唐詩宋詞，經常讓我和小同伴們一起去小人書鋪借各種連環畫（小人書）看，有時間便給我講《水滸》和《三國》的故事。記得他特別崇尚三國時關羽的忠貞、勇猛、守義的品質，視之為中華民族完美男人的楷模，還把關羽的像掛在牆上。關羽紅彤彤的臉膛，長長的美髯，綠色的袍子，至今令我記憶猶新，所以我在自己的家中，也擺放著一尊關羽的青銅塑像。姥爺還不辭辛苦，每天雷打不動地送我到哈爾濱中國十二道街的岷山武術館練武術，然後一邊抽著菸斗，一邊笑眯眯地看著我在那裡壓腿、練拳、練刀劍。在那個寬敞的地下室裡，颯爽英姿的師兄師姐們既友善又和氣，個個舞刀弄槍，那種和諧友愛的集體氛圍，給我幼小的心靈留下溫暖而美好的回憶。姥爺對音樂特別喜好，也鼓勵我學習樂器，從口簫、竹笛、口琴、小手風琴、二胡、小提琴、大眾琴到鋼琴。其中有自家的，也有孩子們之間互通有無的，大家互為老師、互相學習，誰會得多就會受到大家的尊重。每逢星期天，我隨舅舅和他的同學們去松花江畔，聽他們合奏《黑龍江的波濤》、《多瑙河之波》……美妙的樂曲令我流連忘返、心曠神怡，那真是令人神往和留戀的幸福時刻。儘管從現在專業角度來看編制不對，編配、和聲也不講究，但僅僅有那美妙的旋律及各色樂器的複合交映就夠了，演奏常常引得在江邊散步的遊人駐足，向我們投來讚許的目光，讓我這個在一邊助威的兒童也覺得無比自豪。
那時，姥爺儲存的一些俄羅斯畫家的畫冊和俄羅斯風景明信片，也常常令我陷入無盡的遐想，而那些快轉的老唱片更為我展現出一個美妙、新奇的世界，使我的童年充滿了夢幻的色彩。後來，我在哈爾濱馬街小學上學，上一、二年級時，這些課餘的學習和活動內容仍舊佔據了大量的時間，不僅豐富了我的生活，陶冶了我的身心，奠定了我做人的基礎，也鍛鍊了我強健的體魄和尚武的精神。姥爺不僅為我提供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機會，使我學會了一些技能和道理，更重要的是，他為我開啟了一扇通往色彩斑斕、廣闊天地的大門，鼓勵我無拘無束、自由自在地汲取各種知識的養分。
到北京後，我在業餘音樂附小學習的時候，我的鋼琴老師凌安娜，是一位富有教學經驗、音樂知識全面的老師。凌老師不但教我們彈鋼琴，還為我們的合唱課彈伴奏。她伴奏時大多是用旋律譜，而不是鋼琴伴奏譜，但她彈得不僅音色豐富，甚至很華麗。當時我並不知道那些都是她自己編配的，只是驚訝怎麼所有的歌她都會，覺得她真了不起。後來在一次上鋼琴課時，我大膽地向她提出這個問題，她告訴了我其中的奧妙，她說，首先要練好基本功，再系統地學習和聲、復調和各種織體，慢慢地也就能夠做到這樣。這引起了我的興趣，從此，我便產生了既要學好鋼琴又要學習作曲的強烈願望，我在日記中記下了這個想法，儘管由於年紀小淨是錯別字，但這是我作曲理想的開端。
後來到了中央音樂學院附中，在鋼琴和作曲能力都非常強的潘一鳴老師的班上，他開始較系統地教我，拿過一首歌曲，如何很快地選用最恰當的和聲、織體編配出與歌曲內容最貼切的鋼琴伴奏，這為我以後的作曲配器打下了最初也是最堅實的基礎，使我受益無窮。在改革開放的初期，聲樂演員的現場伴奏大多是用鋼琴，不像現在都如同卡拉OK一樣，用伴奏帶千篇一律地重複。那時，比較走紅的演員每場要唱七八首歌，但只有兩三首歌有伴奏譜，剩下的要靠自己編配。但是由於編配伴奏的演出效果往往更好，所以到後來殷秀梅和蔣大為在演唱時，乾脆不用原有、現成的鋼琴譜，希望我“隨便”彈。而與李谷一的合作更是想起來讓人後怕，她演出時，幾乎每場都要加演五六首，有一次預先準備的加演完了，觀眾仍不讓她下臺，她隨手給我一張歌片，然後急匆匆地對我說：“三段詞，兩段後間奏，結束給我三個和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