啟蒙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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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華東局幹部，任一名高階領導的秘書，曾跟隨去中央工作。不久，這位領導卻因涉入一起分裂事件，清除出黨，他便也調回上海。此時，華東局已撤銷，他的組織人事關係落在市屬機關，保留了原先的級別，但是個虛職，事實上，已是賦閒。其時，他方才三十六七歲，正值當年，政治和事業上卻均無前途可言，心情是消沉的。他家住在虹口一幢公寓樓房內，是日本佔領時期為本國僑民造的住宅，開間比較逼仄，樓層也較低矮，光線就暗了。

因為人口多，所以這套三四個房間的公寓並不顯得寬敞，每個房間橫七豎八架著沒有床架的床板。只有父親的書房例外，這是公寓中最大的一間，幾乎是正中央放了一張書桌，一把藤椅，依牆一具書櫃。貼了房門後邊，是一架行軍床——父親很早就和母親分床了——於是，又過於空曠了。父親養了一隻鷯哥，鳥籠掛在書櫃的一角，白晝裡安靜著，到了夜晚，鷯哥開始發聲。它不說話，用哨子般的聲音哼歌，僅五個音符，卻是一句完整的旋律，不知什麼曲調的一個起句。它頗為從容地唱完一句，人們期待著下一句，可它依然是這一句，接下去，還是這一句，永遠是這一句，結束在不穩定傾向的音符上，又單調又令人不安。

無論是文化大革命的開初，還是接下來的第二階段，南昌的父親都沒有受到激烈的衝擊。這意味著受到某種保護，同時也意味著他的政治生涯早就告以結束。但不管怎麼說，非常時期裡的安全終究是可喜的。有一陣子，父親甚至開始教鷯哥第二句旋律。聽父親用口哨吹出完整的一曲，南昌才瞭解鷯哥那一句旋律的出處，是一首質樸的山歌。是父親家鄉的民謠嗎？這段時間並不長，很快地，父親放棄了對鷯哥的教授，重又陰鬱下來。

這段日子，倒是他們家人聚首最多的日子。學校裡停課，孩子們大多回了家，父母呢，不像過去那麼工作忙，都可以按時下班。晚飯時圍一桌人，似乎這才發現，兒女們都長大了。大人們幾乎是帶著些驚異地聽孩子們談論時局國政。少年人的言論總是浮誇的，可也很有趣。父親臉上會露出一些難得的微笑，帶著譏誚的喜愛。是想起了自己的年輕時代？但是，即便是這樣的時刻，他們看上去也不像一家人，而是像一個學習小組。那長者只是旁聽，並不發言，吃完自己的一碗飯，便起身離席，不會為任何一個話題留下更多的時間。當他們離開，飯桌上的討論還在繼續，甚至更熱烈，但實際上，卻空洞下來，因為最重要的聽眾缺席了。他們都是在說給父親聽，競相表現，以期受到注意。父親在孩子心目中，無疑是一位資深革命家。在熱烈的飯桌上，南昌是緘默的一個，在他內心深處，不相信父親會拿他們的觀點當真。這樣，他與父親的默契，其實就是一種巨大的障礙。倒是因為這矛盾的心理，才使他和父親之間，比較其他子女，還略有些像一對父子。

在這一對父子身上，都有著一種類似無政府主義者的抑鬱性格。但是，文化大革命的狂飆滌盪了少年一代的身心，它煥發了青春的激動，南昌的視野一下子明亮起來。他比正常時期更少回家了。學生宿舍已被改造成戰地指揮所的樣子，撤去一些雙層床，從教室搬來一些課桌椅，在房間中央拼起來，鋪上一面紅衛兵戰旗，門上貼了“紅衛兵司令部”的字樣。他們就在裡邊開會、部署，還有起居。

在初冬第一場寒流來臨，暴冷的天氣裡，南昌從學校回家取冬衣。這是一個上班日的下午，他沒料想父親會在家中，而其他的兄弟姐妹又都不在，於是，可說是前所未有，父子倆進行了一場談話。父親問他在做什麼。他對“做什麼”的說法感到不舒服，覺出其中的輕視，出於反抗的心理，他不免態度倨傲，回答說：運動正在關鍵時刻。言語中也有一種輕視，輕視父親置身於時代洪流的岸邊。父親接著問：什麼關鍵時刻？他的回答是四個字：生死存亡。父親又問：誰的生死存亡？黨和人民！他回答，心裡不由生起惱怒。他說起形勢的危急，不僅在中國，而且是在全世界社會主義的陣營內部和外圍，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如何迷失方向。父親專注地聽著，陡地插一句道：無產階級的人類理想是什麼？他極快地介面說：解放全人類。然後又補充一句：無產階級首先要解放自己！怎麼解放？父親又問。他又一次生出惱怒的心情，但就好像被什麼推著走似的，他滔滔不絕地開始講述剩餘價值理論。他漸漸被自己的雄辯陶醉了，沉浸其中。突然間，書櫃角上鳥籠內的鷯哥尖銳地唱出那句旋律，他戛然而止，鷯哥就像嚇了一跳，也止住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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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陳卓然

南昌他們中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