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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嗎？
部門負責人：沒有。
部門負責人在採訪中的表現是如此惹人眼目。採訪是在公眾對二噁英狀況極其關注，以致引起厚生勞動省的注意之前，得到同意的。如果這位部門負責人那怕是略知這樣的二噁英狀況是令人不安和可恥的，可以肯定採訪人是絕不可能進入厚生勞動省大樓的。厚生勞動省對二噁英是如此一無所知，這位部門負責人的回答中流露出的疑問和不屑是顯而易見的：“為什麼你要問我這些事，我怎麼會知道？”
窺一斑而知全豹，透過洩出的有限資料，帶來的是令人不安而不祥的預感：相當規模的有毒廢物在日本仍未得到有效的研究，更不用說監測與控制。1997年9月，媒體披露所澤市及其所在的琦玉縣涉嫌共謀掩蓋當地垃圾焚化爐的二噁英排放資料。1992—1994年間，當地垃圾焚化爐二噁英排放量超過法定排放標準的150倍。另一個臭名昭著的案例是，東京郊外多摩地區由27個自治體聯合組成的谷戶澤廢水處理合作署，長期保密反映水汙染狀況的有關電導率資料，後來即使被法廳依法要求公佈資料，仍拒不執行。1995年12月，環境廳公佈點狀汙染抽樣調查結果，發現全國47個都道府縣中的41個，地下水中致癌物質的含量超過允許排放標準。其中情況尤為嚴重的一個典型例子是新潟縣燕市，檢出三氯乙烯（一種金屬溶劑）的含量為安全標準的1 600倍。儘管已深知三氯乙烯是一種致癌物質，並且在全國293處被檢出，但仍沒有任何全國範圍內的相關法規對其使用和排放進行控制和管理。
“日本經濟與非法傾廢相伴”
現在讓我們再來看看鄉村的情況。順著週刊《星期五》於1995年5月的報道，就讓我們從福島縣Iwaki市的一個小鎮開始我們的鄉村之旅吧。在一塊寫有“安全第一”的標語牌後，赫然堆放著3萬多個生鏽漏滲的廢油罐。1989年，這些廉價的堆填物在某個地點存放了7年之後，在一個個漆黑死寂的夜晚，開始被悄悄地扔棄到城南的一個廢礦地。到1992年，非法傾廢被停止，被堆棄的廢罐已達萬多個。不法傾廢者無力支付600萬美元的清理費，縣政府也不願開此先例。結果，只有17％的廢物被處理。在廢礦地附近，距最近的房屋僅幾碼之地，一個掩埋式垃圾處理場含有放射性釷（Th）。鑑於當地居民的一再抱怨，垃圾處理公司給處理場加蓋了薄薄的一層土覆層。隨後，政府對此未再做任何更進一步的研究和法律處理。
從Iwaki市來到奈良山區，“昭和新山”躍入了視野。“昭和新山”的山名源於其出現在昭和後期（1983…1989），系大阪的一個建築公司非法傾廢所成。後來，這家建築公司的負責人賣掉了這片地，從此銷聲匿跡。此後，無論是奈良縣還是中央政府部門都未再對此進行任何處理。最近，當地農民發現有奇怪的橙色淤泥從他們的稻田裡滲出。
據《星期五》報道，1992年日本警察部門發現了1788起非法傾廢事件，涉及的廢物總量達210萬噸。即便如此，這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大約不足非法傾廢總量的1％，這也就意味著，每年約有2億噸廢物在日本被非法傾倒。罰款數額總是異常滑稽的有限，以Yoshizawa Tamotsu一案為例，他涉嫌盜伐3 000株柏樹，並將34萬立方米建築垃圾非法傾倒於一個國有森林，由此非法贏利600萬美元，結果，僅被處以5 000美元的罰款。
類似的事件在日本全國各地日復一日數以千計地重複上演。總部設在東京的日本廢物處理全國協作網事務局局長大橋光雄指出幾十年來都市正在持續不斷地將工業廢物傾向周邊鄉村，他警告說：“如果這種現狀繼續，鄉村將徹底成為大城市的垃圾堆積場”。
在一個人人皆知的案例中，豐島綜合觀光開發股份有限公司向瀨戶內海的豐島傾瀉了51萬噸有害廢物，結果僅被判支付5000美元的罰款。留下的，是高達15米含有二噁英、鉛及其他有毒物質的垃圾山，島上的居民不得不面對並設法進行善後處理。與其他案例一樣，十多年來香川縣政府拒絕對此負任何責任，根本不採取任何措施設法處理，直到2000年，才勉強開始考慮清理問題。全國工業廢物聯合會鈴木勇吉顧問介紹：“幾乎所有的廢物清理設施的規模都很有限，企業根本沒有斥資進行必要合理的廢物處理設施建設的計劃。如果消費者不為廢物清理買單，廢物將永遠得不到清理”。
應該受到譴責的當然不應該是消費者，因為在日本，他們對自已國家的產業政策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