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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地團體、資訊公開的義務、禁止收取錢物等法律而受到束縛。日本不一樣。第二次世界大戰以來所實施的官僚機構，它對社會掌握控制權，甚至包括社會細節。各省廳在秘密地運作著，不僅受到外國壓力的保護，大體上也從國內的政治體制中獨立開來。學校教育學生默默順從，為此，反對運動罕見。警察不深究腐敗，法庭不進行懲處。不僅如此，因為官僚與產業界沆瀣一氣，暗中的利益交換被制度化了。從股價、超市的西紅柿、直到教科書的內容，公務員控制著生活的方方面面，這樣說恐怕也不為過。由此看來，日本可以說是提供了官僚統治國家會如何變化的一個“試驗案例”。
官僚制度最近總遭到媒體議論，諸位讀者大概已知悉其詳，但我想趁這個機會，如果讓外國人如今能重新審視一下日本的狀況應該很有意義。首先，日本的官僚制度與其他發達國家最不一樣的是，官僚自身成了一種結構，它從自身管轄下的事業獲利。比如說，政府退休官員和各省廳的團體持有下屬承包企業的股份。
特殊法人
官僚權力的工具有多種多樣，但沒有比“政府退休官員去民營企業任職”更強有力了。他們退職後，官僚在其原先任職省廳控制下的產業界和外圍團體得到職位。例如，財務省的官僚任銀行要員、國土交通省官僚當建築公司的要職、原警官任彈子房遊戲機行業的負責人等等，這種職務獲利很大，退職官員除了得到2 000萬日元的正規年薪，非正式的年收入有3 000萬日元，6年以後獲得2 000萬退職金。合計6年竟有億日元。
各省廳抵抗著試圖限制退職官員的嘗試。有農林水產省官員說：“因為再就業受到保證，所以能夠以比民間低廉的工資常年工作。”其結果就產生了這樣一個系統：企業僱用原官僚，作為回報，企業得到官員的庇護。
官員去民間企業任職這經常被報道，最幸運的官僚是，在補助金下發的半官半民組織網路中的某個地方得到職位，獲得利益。這樣的組織中，具有巨大能力的是特殊法人（其44％的理事是退職官員），另外，從那裡退職後就任第二類公益法人負責人。對於這些組織，官方調查幾乎無法介入，它受到政府監督部門的保護。因為監督者他們期待著輪到自己時能夠獲得退休官員的職務利益。
日本汽車聯盟（JAF）就是特殊法人之一。日本汽車聯盟本來是為了向日本汽車司機提供道路服務而設立的，在每年480億日元的預算中，被用於道路服務的僅佔10％，剩餘的部分幾乎都被從國土交通省和警察廳退休官員吸光了。他們從日本汽車聯盟和其子公司的皮包公司獲得雙重報酬。另一方面，日本汽車聯盟實施逃稅，1996年居然漏報70億日元。日本汽車聯盟的資金大部分流向何處誰也不知，這就是特殊法人操縱賬簿魔術的典型案例。
特殊法人是官僚國家的中樞，這又與土木建築業呈幾乎相同程度的中毒症狀。大多是因落後於時代，許多呼聲要求削減或廢除特殊法人。但熱鬧的只是這種呼聲而沒有實質性行為。特殊法人和其子公司僱傭有58萬工人，如果加上贍養家族，撫養著超過200萬的人口。這麼眾多的勞動力透過這些法人依賴於政府的施捨，這與政府無法削減建設預算一樣，無法急劇縮小特殊法人。無論被如何論說，特殊法人是把政府資金分配到各個方面的水龍頭，因為產生巨大的利權，所以，不能輕易廢止。2001年小泉政權的一大目標就是特殊法人改革，不要說超級大團體道路公團，就連像住宅金融公庫那樣的組織都激烈反對，改革不能如願以償地推行。
退休官員揹負著黃金降落傘降落，他們另一個軟著陸地點是，政府諮詢機構和協會。如“電氣通訊終端機審查協會”和“無線電裝置檢查檢驗協會”這樣的團體，管理基準，推薦新的基準，而運營協會的是退休官僚。如同羅伯特·奧爾在《日經週報》所撰寫的那樣，“剛想要廢除某種限制，立即有石壁阻人。因為限制廢止關聯到破壞官僚輕鬆再就業的單位。”這就是日本各種基準設定總是比世界要遲緩的一個原因。
官僚不僅對下行使權力，也對上即政界建立聯絡，並對上施加強烈的影響。政治家與某一省廳聯手，這就叫“族議員”，比如說，原首相橋本龍太郎，因為他的主要影響力是厚生省，就是“厚生族”的一員。企業給族議員提供鉅額獻金，議員透過關聯省廳確保合約。在這些裡面，坐於巔峰的是建築族，連金丸信存有60億日元都知曉。
《艾麗絲漫遊仙境》
透過那些規定，會有如此之多的金錢流入官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