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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改變。日本將國民作為企業的齒輪來訓練並獲得了成功,這是因為有這樣一個時代:製造業和建築業是所有財富的源泉,日本人可以很容易地從海外引進技術,而且幾乎是免費的。但是,隨著服務業和資訊管理時代的來臨,隨著軟體業成為一個巨大的重要產業,社會需要富有靈活性和獨創性的人才,而日本的教育體系則傾向於扼殺這種人才。
第十一章 革命可能嗎:煮青蛙(1)
對日本來說,21世紀初的課題是日本是否會變。日本並非沒有希望。在這一個半世紀裡發生了2次180度的大轉變,日本完全改變了。同樣的事或許還會發生。但是,萬一改變不了又會如何?為尋找這個答案,我們再看一下官僚體制吧。
官僚是政府的核心組織,其作用在於順利分配國家資源(資金、人力資源、策劃力、科學知識)。是否有效地發揮這個作用,成為官僚制度成敗的基準。從這點來看,日本的官僚搞腐敗,翫忽職守,幾乎在所有領域裡對資源分配都有重大失誤,這項檢測不及格。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日本的金融專業知識、環境保護、道路建設、工業廢棄物管理、林業、漁業、農業、分割槽制和城市規劃、高等教育水準、藥品檢測,都已落後,但日本依舊我行我素。儘管這樣,從外國專家那裡經常可以聽到這種聲音——“日本公務員享受著一個無比寶貴的好處:倫理標準極高”(Eamonn Fingleton);日本的“精英官僚”“世界上無出其。”(Ezra F。 Vogel)。
日本人自己不會像傅高義、芬格萊頓那樣喜愛本國的官僚。可以作為明確事實加以闡述的是,僵化的官僚制度是20世紀90年代將日本逼到差一步就要破滅的元兇。借用大前研一的話,破產的住專“是大藏省搞的,是派領導去那裡進行簡單經營的例子”。 儘管有那次大失敗,但大藏省只不過是許多官廳中的一個,與用混凝土將國土覆蓋掉的建設省、持續破壞國家森林的林業廳、給長良川建造沒用的河口堤壩的通產省相比,大藏省給日本帶來的損失可以說望塵莫及。
內藤洋介給《日本時報》撰文寫道:“看家狗是不是真的在看家?這是對現在環境廳提出的嚴厲質問”。這是一個是很好的質問——為什麼環境廳唯唯喏喏地同意諫早灣、博多灣那樣的潮浸區遭受破壞?而且,知道這些錯了的時候,環境廳為什麼沒有阻止那些破壞?或者也可以質問,又為什麼無法控制惡英和石棉的使用——難道就不能有做個試驗,檢測一下是否有二噁英和石棉嗎?肆無忌憚地非法丟棄有害廢棄物的是無法阻止的嗎?這些質問又會產生另一個疑::為什麼厚生省對使用非加熱血液製劑造成1 400人感染艾滋病毒袖手旁觀?各個省廳都有各自的腐敗,但其理由是相似的。追求私利和固守過時的想法是公務員的大染缸。
第三次革命
這幾年,提日本的“第三次革命”很流行。最初的一次革命是1853年培理司令率“黑船”迫使日本開放之後發生的。此後僅20年間,日本就拋棄了將近800年的封建制度,轉變為由軍隊和強大的資本家集團來統治的近代國家。
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發生了第二次革命。這次是在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元帥率領的駐日盟軍指導下進行的。麥克阿瑟使日本軍隊解體,削弱了戰前大資本家的權利。為填補空缺,官僚登場了,而且誕生了如今的日本。
許多人認為,第三次革命應該現在發生。前兩次不是日本人自發產生的革命,而第三次革命有個重要的不同:不存在黑船和元帥的指令。外面的人誰都不在意日本山川的命運,也不會有人派軍艦前來要求:拍攝更好的電影,救助破產的養老基金,開展培養孩子們創造性的教育,讓國民住上更舒適的住宅。這次革命必須是來自內部的革命。其可能性並非沒有。從本書引用的許多憤怒和焦慮不安的聲音中就可以想像到這樣的革命。
也有朋友擔心:作為外國人如此批判日本,合適嗎?但是,我不會這麼擔憂。前面提到的福田喜一郎將日本稱作“幼兒園國家”,電影導演黑澤明說日本電影公司沒指望了,關門更好。經濟記者淺井隆給自己的著作起了一個《該死的,官僚!》這樣的書名,大前研一評論道,住專的失敗大藏省負有直接責任。宮本政於將日本教育稱作“閹割”,作家豬瀨直樹將環境破壞和不良債權危機比作20世紀30年代走向戰爭的時代。京都市民奮起反對藝術橋(PONT DES ARTS)的建造。總之,日本國記憶體在發現諸多弊端而具有發言權的階層,這裡大有希望。但,光有不滿情緒是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