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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出的“新的外交步驟”的內容通知考侖德雷。”＇617＇9月3 日，星期日，上午10點20分，即在英國最後通碟的時限截止前40分鐘，內容通知過來了。法國最後通牒的措辭和英國的大致相似，所不同的是法國宣佈：如果德國給予否定答覆，法國將履行自己對波蘭所承擔的“為德國政府所知道的”那些義務──甚至到了這個最後關頭，龐納還不肯正式宣戰。
法國政府出版的《法國黃皮書》上說，巴黎拍發給考侖德雷的法國最後通牒，規定下午5 點為德國答覆的最後時限。但這不是原來那份電報中所規定的時限，菲普斯大使在那天上午8 點45分從巴黎報告哈利法克斯說：“龐納對我說，法國的最後時限要到星期一＇9月4 日＇ 早晨5 點截止。”這才是龐納在電報中提出的時限。
這還是達拉第在星期日早晨向法國參謀總部爭得的讓步。法國參謀總部最初堅持要把時限定為從中午向柏林遞交最後通牒之時算起48小時。雖然如此，英國政府還是很惱火，那天上午當即相當明確地向巴黎表示了這種不快。這樣達拉第總理才向軍方作最後的呼籲。他在上午11點30分把參謀總部的科爾斯東將軍請了來，請他縮短時限。這位將軍最後勉強同意把時限提前12小時，改為下午5 點。
就是這樣，直到考侖德雷快要離開柏林法國大使館前往威廉街的時候，龐納才用電話通知他對最後限期作了必要的修改。裡賓特洛甫沒有功夫在中午接待這位法國大使。他正在總理府參加一個小小的儀式，陪同元首熱烈接待新任的蘇聯大使亞歷山大·施克瓦茲也夫。這個插曲使得柏林在這個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安息日裡具有一種荒誕的氣氛。但考侖德雷堅持非要按照指示在中午12點整到威廉街求見不可，因此，只好由威茲薩克接見他。當這位大使問到這位國務秘書是否有權對法國作出“滿意的”答覆時，威茲薩克回答說，他無權向他作“任何答覆”。
接著在這個莊嚴的時刻又發生了一個小小的外交趣劇：考侖德雷把威茲薩克的回答看作德國的否定答覆，這早已在他意料之中，於是便打算把法國的正式最後通牒交給這位國務秘書；這時，後者卻拒絕接受。他建議這位大使“耐心稍等片刻，見一見外交部長本人”，考侖德雷碰了這個釘子，只得在那裡等著，反正他已經碰過不止一次釘子了。他在那裡差不多等了半個鐘頭，直到12點30分才被帶到總理府去見裡賓特洛甫。
那位納粹外交部長雖然明知道這位大使所負的使命，他還是不肯放過這個機會也可以說是最後的一次機會—向這位法國使節施展其顛倒黑白。歪曲歷史的慣伎。裡賓特洛甫首先指出，墨索里尼在提出那最後一分鐘的和平建議時，曾強調說那是得到法國贊同的。然後他宣佈“德國曾經在昨天通知義大利領袖，德＇618＇ 國也準備接受這個建議。但是後來，”裡賓特洛甫補充道：“領袖告訴我們說，這個建議由於英國政府的死硬態度已經遭到破壞了。”接著他又聽著那位納粹外交部長說了一陣什麼如果法國追隨英國，他將感到遺憾，什麼德國無意進攻法國，等等。不過，對裡賓特洛甫的這種胡說八道，考侖德雷在過去幾個月裡已經領教夠了，這位法國大使趕緊插言，提出他特為來問的問題：外交部長的這番議論是否意味著德國政府不接受法國9 月1 日的照會？
“Ｊａ＇ 是的＇。”裡賓特洛甫回答。
於是這位大使就把最後通碟遞給了這位外交部長，事前還說他必須“最後一次”強調指出：德國政府對於“未經宣戰”就突然進攻波蘭以及拒絕英法關於撤退德軍的要求等問題“負有嚴重的責任”。
“那麼法國就會成為侵略者了。”裡賓特洛甫說。
“這問題讓歷史來裁判吧。”考侖德雷回答說。
在柏林的那個星期天，所有參加最後這幕戲劇的人彷彿都有意要訴諸歷史的裁判。
雖然法國正在動員一支在一個時期內會對德國的西線武力佔壓倒優勢的陸軍，但是在希特勒那顆狂熱的腦子裡，當時軍隊為數微不足道的英國卻成了他的心腹之患；他認為，在1939年9 月3 日行將消逝並將成為歷史的時刻，他之所以陷身於這樣的窘境，幾乎完全應當由英國這個對頭負責。那天下午他對德國人民和西線軍隊發表了兩篇冠冕堂皇的文告，把這一點說得非常清楚；他對英國人的歇斯底里的憤怒和刻骨的怨恨在這裡面一起迸發出來了：好幾世紀以來＇ 他在《告德國人民書》中說＇ ，英國所追求的目的就是使歐洲人民無力防禦英國征服世界的政策……＇ 並且＇ 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