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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禮法結合方面是歷代最為完美的，這和長孫無忌的努力和學識分不開，所以他對貞觀之治的貢獻絕對是不容抹殺的。長孫無忌的才華，還可以從永徽之治的繁榮局面中體現出來，絕非只靠攀龍附鳳即能獲享高位之輩。
長孫無忌的確有弄權專斷，誅殺異己的一面，不過這也是政治家的本性決定的，而且大部分也是為了李治的統治穩定著想。說他會成為王莽第二，奪取李唐江山，那是太過了。他從來沒有試圖掌控軍隊威脅幼主的舉動，提拔的人物雖然有偏私之嫌，大多與自己政見相似，但也都算得上德才兼備口碑頗好，說他是權臣不錯，但權臣卻不一定都是奸臣了，西漢之霍光，晚唐之李德裕，明朝之張居正，均屬這類並非十全十美卻力能迴天的能臣＋權臣。不過，高陽公主一案中他對於李道宗等的迫害，反映出他的確有心胸狹窄不能容人的一面，日後他即將為此付出極為慘痛的代價。只因狠辣太過，勢必萬眾矚目。所謂天無二日，國無二主，長孫無忌的光芒，已經刺疼了年輕君主的眼睛。一個微妙的資訊是，就在此案結束的同月，李勣接受了皇帝的任命，官拜司空。
太宗晚年，曾評點過當世三大名將，稱李勣、李道宗作戰，不會大勝也不會大敗，而薛萬徹作戰，不是大勝就是大敗。然而道宗和萬徹，無論是謹慎小心還是輕率魯莽，都死於這場大獄。當世三大名將，已僅僅剩下李勣一人。他會否有物傷其類之心？會否因與長孫關係疏遠而擔心過己身的安危？我們已經無從知曉了，值得注意的不僅是皇帝的授職，更有李勣的接受，這與永徽初年他為了避免和長孫無忌衝突而堅決推遲左僕射的官位，形成了鮮明的對比。
而君上的恩寵猶不只此，之後又特命再度為他畫像，並親自作序，先追憶一番李勣為東宮舊屬時的往事，重提太宗提拔他的本意，提醒他記得自己的責任，“朕以綺紈之歲，先朝特以委公，故知知哲之明，所寄斯重！”最後又對他大加褒獎，“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用旌厥美，永飾丹青！”昔日凌煙閣畫像的二十四功臣之中，已只剩下長孫無忌和李勣仍在用事，稱李勣為“茂德舊臣，惟公而已”，置長孫無忌這位國舅兼託孤大臣於何地？如果無忌還能保持他在貞觀時期的洞察力，應該會留意到這個危險的訊號，然而他沒有。仍然沉浸在政敵人頭落地勝利喜悅中的他，不曾留意到流年已暗偷換。
李治對於政事的不滿越來越多了，永徽五年九月一次會議上他抱怨官員們不給他意見，“頃在先帝左右，見五品以上論事，或仗下面陳，或退上封事，終日不絕；豈今日獨無事邪，何公等皆不言也？”十月，長安城外郭修葺，一個小官雍州參軍薛景宣進言道：“漢惠帝修長安城，沒過幾天就死了，現在又修城牆，一定大不吉利。”這人真是很會說話，不是紅口白牙地咒皇帝死麼？幾個大臣都上書要求懲辦他大不敬之罪，按律當誅。李治認為：“景宣雖狂妄，若因上封事得罪，恐絕言路。”於是赦免了他。其實薛景宣的話本無道理可言，李治執意饒恕這隻大嘴烏鴉也不願意斷絕言路的心態倒是可以探究一下^_^
按照中國古代政治體制，臣下提意見建議往往有兩條路子，一是向宰相反映，由宰相斟酌之後或者直接處理掉或者作為提案向皇帝提出，另一種則是向皇帝反映。大抵相權相對較重而君權相對較輕時，臣下跟宰相接觸多而和皇帝接觸少，國家大事很少在上朝時處理，而多由宰相獨對時向皇帝提出提議，此時缺乏參考意見的皇帝是很難對這些提案提出反駁意見的，所以以照準為絕大多數，一些試圖壟斷朝政的權臣，甚至是很不願意臣下接觸皇帝向皇帝提意見的，比如玄宗時代的李林甫。而相權輕而君權重時，臣下就是直接找皇帝的多些，漢武帝時九卿“受事宮中”就是比較顯著的例子（這裡的“事”是文書之意，南朝有中書通事舍人，就是負責傳遞詔書的，“受事宮中”意即九卿直接接受皇帝從宮中下達的詔書指令，而不是按正常狀態詔書擬就後下給宰相，由宰相指揮相關部門，這種情況也稱“事從中下”），至於明清一切政事都待皇帝坐朝或者臣下向皇帝上奏章解決，這就是相權極輕的表現了，實際上這時也已經沒有真正意義上的宰相了。
在政在冢宰的格局下，不對政治設施實際負責的唐高宗，卻一再“求言”要求朝臣常常來找自己，或者面陳或者上“封事”議論朝政，這其中的意味是很豐富的，可以理解為對君權過輕的一種不滿，也可理解為對長孫無忌的施政有不滿，因為臣下議論事情，雖然往往是採取對皇帝進行勸諫的形式，但除非是針對宮闈私事的批評，否則實際受到傷害的總會是長孫無忌，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