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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式快餐在中國大地上上演了一出出前仆後繼的投資悲劇。同時，以洋快餐快馬加鞭式的擴張為參照，中式快餐的落魄就更顯得觸目驚心。
中式快餐離肯德基有多遠？
與許多產業一樣，快餐業也是在一片“歐風美雨”的洗滌下開始著民族產業的復興。對於有著悠久餐飲文化傳統的中國，快餐概念也成為中國餐飲進入工業時代的又一次革新與挑戰。
1994年年初，喬贏，這個河南鄭州漢子辭職下海了，開始尋找挖掘財富的鑰匙。
當他來到北京王府井時，他被麥當勞快餐店中人潮湧動的景象吸引了。在那裡，他待了整整一天，按照進店人數和人均消費粗略計算，他驚奇地發現這家麥當勞店一天的營業額竟然高達20萬元左右，簡直就是一臺“超級收款機”。此後一年的時間裡，他的身影出現在了全國各地的麥當勞店，就在他深深思索欲破解“麥當勞之謎”的同時，“紅高粱計劃”也開始浮出水面。
1995年4月15日，有著極為濃重的“麥當勞情結”的喬贏在鄭州最繁華的鬧市，籌資創辦了第一家紅高粱快餐店。他之所以選擇這個時間，是因為當時正值麥當勞建店40週年。喬利用了這一點大造聲勢，喊出“挑戰麥當勞”的口號，把“紅高粱”一炮打響。
僅僅8個月時間，喬贏就從東拼西湊的44萬元啟動資金滾到了500多萬元。這滾滾而來的贏利遠遠超出了喬贏的心理預期，此時喬贏的理想開始膨脹起來了。就像當年史玉柱的巨人大廈從原本設計的合理層高一直躥升到80層一樣，“山河一片紅”的大好形勢使得喬贏確信：自己摸索出的成功模式，可以在更大範圍內複製下去。
1996年2月16日，喬贏在租金昂貴的北京王府井大街上開了一家紅高粱快餐店，尤其引人注目的是，紅高粱與麥當勞餐廳只有一路之隔。正值盛年的喬贏放出“哪裡有麥當勞哪裡就有紅高粱！”的豪言。
3月2日晚上，《北京晚報》頭版頭條刊登了記者張韶南撰寫了一篇《紅高粱種到王府井》的稿子，時值全國“兩會”期間，“紅高粱”幾乎是一夜成名。緊接著全國200餘家媒體進行了連續報道，國外70家媒體相繼轉載。
靠一句“紅高粱挑戰麥當勞”，白手起家的喬贏在幾乎沒有花一分錢廣告費的情況下，打造了一個世人皆知的品牌。從品牌商業運作角度看，紅高粱的確創下了中式快餐的奇蹟！面對著這種局面，喬贏被“看上去很美”的形勢所感染，發表了他的“紅高粱宣言”：2000年要在全世界開連鎖店20 000家，70％在國內、30％在國外。
在一片“複製、複製和儘快複製”的催促聲中，喬贏的步子卻邁得越來越艱難。在8家門店的時候，喬贏說，“真賺錢啊”；到20家店的時候，喬贏發現自己的利潤幾乎看不見了；等到40家，喬贏背了一身債。
之後，喬贏等紅高粱高層開始在內部員工及社會上籌資。到1998年年底，“非法集資”案件受到相關部門查處，紅高粱終止集資。資金斷裂的紅高粱，在泡沫式的過度複製與擴張後，各地分店相繼倒閉，負債總額高達3 600萬元人民幣。
1999年年初，紅高粱以“非法吸收公眾存款”被告上法庭。2002年6月28日，喬贏以非法集資案被判入獄。這個故事，成了各大MBA教程中的經典反面教材。 。 想看書來
4。6 鯰魚效應①：肯德基對中國經濟的影響（4）
跌倒了爬起來，爬起來又跌倒。作為餐飲大國，國內快餐行業從來就沒有甘願束手就擒過，中式快餐一直在抵抗強大的洋快餐“入侵”。除了河南的紅高粱挑戰麥當勞外，上海的榮華雞同樣向肯德基發起過挑戰。
20世紀90年代初肯德基進入上海後，1991年12月28日，上海新亞集團成立了榮華雞快餐公司與其對抗。在對外宣傳上，“榮華雞”喊出了“榮我中華”的口號，當榮華雞揚起挑戰“肯德雞”大旗時，各分店門庭若市，北到黑龍江，南到江西，都有榮華雞的分店。剛成立的兩年內，上海榮華雞快餐公司月平均營業額達150萬元，職工發展到近300人，堪稱“中國第一快餐”。北京、天津、深圳等20多個省市地區紛紛向榮華雞發出了落戶當地的邀請。甚至連新加坡、捷克等外商也要求“榮華雞”飛出國門。
1994年年底，榮華雞在北京開了第一家分店，並打出“榮華雞，香噴噴”的旗號。與肯德基一樣，初來乍到的榮華雞一度創下顧客冒雪排隊等位的盛況，於是，榮華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