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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花一點時間在學校的課程上，只不過忍住不說。敏感的兒子還是意識到媽媽也有某種期待，但他的腦子裡面全是他的數字和他的畫，所以照例我行我素，即使在初中畢業面臨中考的那一年，他仍然要把很多時間用在畫畫上。
他開始為自己的選擇付出代價。這一年，他沒有考上重點中學，事實上他後來讀的那所學校非常普通，既非“市重點”，也非“區重點”。這讓全家人感到失望：他把太多的熱情傾注在畫畫和數學上，其餘課程大都學得很糟糕。最糟的是，他的腦子裡面只有他喜歡的東西，完全不能瞭解考試分數和重點中學都是關係未來命運的大事。
大多數中國家庭都認定，孩子成長的道路上有幾個關口最重要，中考是第一關。現在，在媽媽看來，兒子這“第一關”就沒過去。
那些日子，家裡充滿了沮喪的氣氛。無論這個家庭多麼脫俗多麼標新立異，也不能不感到社會的壓力。父母對兒子的期望和別的家庭是一樣的，沒有本質的不同。母親知道公認的教育標準是什麼，信奉“要上大學，就一定要選擇清華”的風尚，而且相信，畫畫的天賦無論如何也不能引導兒子走上名牌大學的道路。
劉策仍然徜徉在自己的世界裡。初中畢業那一年，他在成都舉辦了個人畫展，是這座城市裡小有名氣的“少年畫家”了。他自己也覺得擁有繪畫的天賦。在這個孩子的心裡，繪畫已經不僅是一種愛好。“這就是我一生要去追求的東西。”他看著自己的畫展，在心裡想。一想到能做個畫家，就無比快樂。只不過，這一切看上去和他的升學毫無關係。
可是無論是在當時，還是在那之後，媽媽和兒子都沒有想到，神秘的繪畫能力要求一個人用一種完全不同的方式使用大腦。而劉策這種在數學世界和繪畫世界之間來回跳躍的學習方式，竟會讓他以難以置信的方式成長起來，讓他的大腦變得如此與眾不同。
在我們繼續敘述“劉策學畫”的故事之前，先回過頭來，看一看人的大腦究竟是怎麼回事。
“神經樹”（1）
人的大腦隱藏著無限的可能性。
——張亞勤
1968年，凌小寧16歲，徐迎慶9歲，張宏江8歲，李開復7歲，王堅6歲，郭百寧5歲，朱文武3歲，張亞勤和沈向洋只有兩歲，李世鵬一歲，張益肇和馬維英剛剛出生，而劉策還要等到9年以後才會出生。正是這一年，生理學的領域裡發生了一件不同尋常的事：羅傑·斯貝瑞公佈了他對人類大腦功能的研究結果，並且因此獲得諾貝爾獎。
在此之前，科學家對人類大腦的理解一直是“重左輕右”的。他們認定，人的語言能力、邏輯能力，以及與此相關的其他種種能力，都是由左腦來實現的。人的大腦就這樣被區分成“聰明”部分和“笨蛋”部分——“聰明的”、“主要的”、居於“支配”地位的左腦，以及“沉默的”、“次要”的、居於“服從”地位的右腦。這種說法在過去200年裡一直佔據著腦科學領域的主要地位，直到最近還在盛行，最後的結果，就是整個社會都在歧視右腦。教育系統和科學系統似乎全盤忽視了右腦的智慧，有個科學家甚至把右腦當作一個“退化的器官”。另一個典型的例子是，父母拼命糾正孩子的使用左手的習慣，老師也絕對不允許學生用左手來寫字。而所有人都知道，左手是由右腦來支配的。
現在，羅傑·斯貝瑞令人驚訝地證明了，人的兩個大腦擁有同樣複雜的智力機能，而且同樣聰明。人類使用大腦也有著兩種完全不同的模式，一種是語言的、邏輯的、分析的和連續的，擁有判斷是非和辯明利害的能力；而另外一種是非語言的、直覺的、形象的、刺激性的和突發的，是一種不分是非、不管利害的想入非非。每個人都可以從一種思維方式轉換到另一種思維方式，這是一種與生俱來的能力。
“儘管我們總覺得我們是一個人，一個獨立的個體，但我們有兩個大腦，”貝蒂·艾德華這樣解釋羅傑·斯貝瑞的理論，“每半邊大腦都有自己認知和感知外在真實事物的方式，從某種意義上來說，我們每個人都有兩種智力，兩個意識，透過兩個腦半球連線著的神經纖維不斷融合。”
這樣，人的大腦在處理外來資訊的時候便有了兩種模式：左腦模式和右腦模式。左腦讓我們分析、提煉、計算、描述、計劃，以及根據邏輯做出的理性陳述和判斷；右腦使我們具有想象力、創造力，理解事物的象徵性，看到夢幻中的影象，以及只有精神的海洋裡才存在的一切。正因此，貝蒂·艾德華和所有那些相信“斯貝瑞理論”的人都認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