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信念”。他這樣說,“信念會促使你持續不斷地努力。”
《紐約時報》當年的一篇評論說,IBM導演的這場“人機大戰”,是演給全球最大的軟體公司微軟看的,“‘深藍’已經打敗了棋王卡斯帕羅夫,它能打敗比爾·蓋茨嗎?”
如今,“深藍”功成身退,它的一部分捐給了博物館,另一部分則存放在國際商用機器公司,作為資料,也作為紀念。“深藍之父”許峰雄並沒有向比爾·蓋茨挑戰,他在2003年春天加盟微軟,來到比爾·蓋茨旗下。
“深藍”是怎樣煉成的(3)
張亞勤說,他是“很安靜、很堅韌”的科學家,腦子裡每時每刻都跳動著“各種各樣的想法”,一旦決定了主攻方向,他便會“執著地整合各種資源”。
沈向洋說:“他應該是所有中國學生的榜樣,當然,也是我的榜樣。”
他自己說:“當時我也沒有想到,這件事情一做就是12年。”有一次他還對朋友說起自己為什麼到那麼大的年齡才結婚:“在戰勝卡斯帕羅夫之前,我根本不知道女人是怎麼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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開竅(1)
我終於找到了能讓自己心花怒放、精神振奮的東西。那一天我對自己說,大學的後三年再也不拿A以下的成績了。
——李開復
我們的研究物件有個共性,值得一提。那就是,幾乎每個人在學習期間都有一個發現自己的過程。這過程包含了兩個內容:
1。先是發現了自己到底想要什麼;
2。然後才是發現了自己的能力所在。
一旦進入這種狀態,他們就會感受到有一種前所未有的力量從心底湧出,那情形就像很多人說的,“開竅了”。這是一個突然爆發的時刻。沈向洋的“開竅”發生在大學三年級,張亞勤是在讀博士的時候,李開復也是在大學二年級。在此之前,是一個逐漸演化逐漸積累的過程,有點像火山噴發之前的沉寂。
下面是李開復“開竅”的經歷:
讀中學時,開復希望能成為一個律師。到了上大學的時候,他選擇了政治學和數學。他在以前從未想過其他選擇。他的父親是搞政治的,後來離開了政治的舞臺在家裡寫書,也還是在研究政治。“父親從沒有說過他希望我做什麼,但我覺得子承父業似乎是很自然的事。”
對抗老師是他做的第一件具有政治和法律意味的事情。那時候他在臺灣上小學,他的老師喜歡懲罰學生,最嚴重的懲罰是用竹尺打,稍微輕一些的就是罰款,常常把同學們的零用錢都罰光了。他回憶道:
班裡的同學都恨老師,都在心裡想著發洩不滿的情緒,這給了我一個機會去展示自己的政治才能。我開始調動小聰明,偷偷計算老師罰款的數額:一天一天地加起來,結果驚訝地發現,老師從學生手裡拿走了很多錢,但班費卻沒有增加。於是我說服同學們相信老師在貪汙,向校長檢舉。校長痛斥老師一頓,老師回來痛斥學生,說是“共產黨的行為”,還要追查檢舉者,但卻無從下手,因為我已經預先防備洩露身份,檢舉信是用左手寫的。
第一次向權力挑戰就大獲成功,這讓開復成了同學中的“明星”,也成為“正義的化身”。到美國之後讀中學,他開始喜歡法律,覺得自己可以做一個為社會主持公道的律師。
有一天老師要大家寫一篇作文,題目是:“誰是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中國的學校不會出這樣的題目,因為這類題目的答案是形形色色的,沒有一個標準的對與錯,老師就失去了評判的依據。但是開復在美國學校裡遇到的題目,大都是沒有標準答案的。老師可能說出一些參考書目,讓大家自己去看,等到看了一大堆書之後才發現,原來書裡並沒有現成答案,還是要寫出自己的想法。
“我當時看著老師的作文題,忽然豪氣大發,寫下自己的答案:《漠視——美國人面臨的最大的敵人》。為什麼這麼說呢?我在作文裡寫道:越南戰爭給很多美國人帶來影響,抽菸喝酒,不看新聞,不看報紙,還吸毒,沒有一個很好的目標。人們在心理上“什麼都不在乎”。過去美國人只關心自己,這還是一種比較好的情形,因為這在客觀上對社會有好處。可是現在,美國人連自己都不關心了。這是最大的問題,比“貿易逆差”、“環境破壞”之類的問題還要壞。因為,這個國家民主制度之所以能夠有效,就是因為人人都能受教育,都能關心社會。如果人們什麼都不在乎,民主制度就要完蛋了。”
那時候開復還只是箇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