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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孩子。比如他第一次上課就發現很多奇怪的事情。在臺灣上學，同學們總是整整齊齊坐成一個方陣，他除了看著老師，就只能看到一個個後腦勺了。而美國的教室是半弧型的，一個班只有二十多個孩子，還要分成好幾個小組，每個小組圍成一個圓圈，對面而坐，能看到彼此的臉。別人說話的時候，益肇可以看到人家的表情，他自己說話的時候又會想到，所有人都在看著自己，所以要把一個很好的表情給大家。這種空間的變化讓他感受到一種奇異的力量，他開始關注別人，並且開始注意表現自己。
老師也是不同的，不僅是膚色和語言不同，而且讓益肇感到，這些老師一點也不像老師。臺灣的老師總是站在講臺上，從頭到尾不停地說。這裡的老師沒有講臺，雖然有一塊黑板，卻又總是不在黑板前站著。老師在學生們中間穿行，一邊走一邊講，不時坐在學生身邊，和大家討論。有時候孩子們唧唧喳喳，弄得老師的話沒人能聽到。老師也不生氣，只是站起來笑著大喊：
“孩子們，孩子們，能不能讓我說幾句話？”
益肇還發現，美國學校裡衡量學生的標準和臺灣完全不一樣。校園裡面最走紅的學生不是分數最高的，而是那些“體育明星”。自我感覺最好的學生，幾乎都是那些興趣廣泛、熱衷於戶外運動的人。如果有個學生功課平平，但卻特別樂於助人，或者在學校參加很多學生會之類的活動，也會得到同學們的讚揚。
所有這些都讓益肇感到驚訝。然而更讓他驚訝的是，他覺得在臺灣讀書並不辛苦但卻很痛苦。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不痛苦。
他希望能夠儘快聽懂老師在課堂上說的話，所以拼命學習英文。母親知道語言是孩子到達智慧殿堂的必經之門。所以離開臺灣的時候，把中學三年的課本全都帶到美國來了，現在讓兒子一天學一堂課，一個暑假全部學完。
70年代末期的美國學校，和70年代初期開復在那裡的情形有了很大不同，外國孩子已經多起來，華人的孩子也不少。學校總要專門指派一個老師來教這些孩子英文，教給他們怎樣適應美國的環境。
美國孩子和中國孩子的最大區別也許在於，美國孩子的活動範圍要大得多，遠遠超過學校和家庭。就像周圍的美國孩子一樣，益肇的精力和熱情也漸漸超越了課堂，活動範圍越來越大，不光是在學校和家這“兩點一線”，還去醫院做義務工，去做家教，去都市的圖書館。到週末，去看電影，去和朋友聚會，還有很多時間去看書。
我們中國人看到美國人家裡很少藏書，就以為這是一個不讀書的民族，其實這是偏見。那些在美國微軟總部工作的中國人看到自己的孩子都擁有一張借書卡的時候，一定不會懷疑，美國孩子的業餘生活中，最重要的事情之一就是讀書。張正友是微軟公司的研究員，在華盛頓州雷德蒙市擁有一處漂亮的住宅。平時忙得不可開交，每逢週末，就帶著女兒們去圖書館（這座城市的每個小鎮都有一個圖書館）。學校的老師總是給女兒開出讀書單來。小女兒才5歲，還沒上學，也來尋找自己喜愛的書，然後興致勃勃地拿出自己的借書卡，卡上寫著自己的名字，在計算機上一劃，就把書拿回家去。有些書圖書館裡沒有，她就留下書名和自己家的地址，用不了幾天，那本書就能寄到家裡來。“我覺得圖書館制度太好了。”張正友說，“我在她們這個年齡，在中國上學，只看課本，不看課外書，我是在初中才看到《林海雪原》的。”
張益肇也喜歡看書。20年前上中學的時候，總是到圖書館去尋找各種各樣的書和雜誌，這些書跟學習本身沒什麼關係，但他還是要花很多時間去看。他在那裡面體會著無窮的樂趣。他就是在那段時間裡讀了金庸全集。說來真是奇怪，“微軟小子”在他們的少年時代，大都有一段酷愛金庸的經歷。李開復、張亞勤、沈向洋、張宏江、張益肇，都是“金庸迷”，全都有過廢寢忘食手不釋卷的經歷。他們顯然從金庸的小說中吸取了無窮無盡的東西：瘋狂、執著、激情、充滿幻想，和以人力去抗拒那些超自然的力量。
到了初中三年級，益肇的英文已經足夠，不必去補習英語了。他覺得屬於自己的時間越來越多，對美國教育特色的感覺也越來越清晰：
在美國讀書很辛苦，但是不痛苦（2）
美國的教育不在乎你是不是把知識全都放到腦子裡，他們是儘量鼓勵每個人發揮自己的潛能。每個孩子都有自己的模式，都有自己的個性，都有自己特別喜歡的東西和特別不喜歡的東西。在中國，就是要大家把每一門功課都學得很好，把大家塑造成全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