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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手上的種種資料很清楚地證明，對待教育的那種隨意、寬容、聽憑自然的態度，在今天已經消失殆盡。承擔著教育之責的人們，已經變得越來越刻意和武斷。他們傾向於把教育當作一套嚴格的程式。一個人要想有所成就，就必須從嬰兒時期，甚至在母親胎中就開始接受嚴格訓練，煞費苦心，環環相扣，一絲不苟，每一個環節都在預先設定的計劃中。另外一些人抵制這種教育觀念，他們說那些父母不把自己孩子當人，而是當作一個產品，就像在一條生產線上精心打造一輛轎車或者一臺電視機，對於那些人趨之若鶩的“重點學校”，他們諷刺地說那不過是“神童集中營”，裡面的孩子不會感受到真正的快樂。說到他們自己的教育觀念，他們沒有那麼系統的道理可說，只不過傾向於放任孩子的願望。即使不能讓他們願意幹什麼就幹什麼，也應當讓他們擁有自己的童年。但是後者的聲音非常弱小，聽上去就像是一群失敗者的自我安慰。
有人把這兩種情形說給張亞勤聽，詢問他的想法。他笑了：“我很難說我小時候受的是哪一種教育，好像這兩種都不是。”
看到對方臉上不解的神情，他接著說：“媽媽放任我的任何興趣，卻不肯放任我的壞習慣。”
在亞勤的心裡，母親兼有寬容和嚴厲兩種形象。他是家裡唯一的兒子，像所有的獨生子一樣，是家庭的中心，大家都寵著他，但是如果他在沒有完成作業之前就跑出去玩，媽媽就會露出最嚴厲的一面來。
像所有的男孩子一樣，亞勤也貪玩。那時候作業少，也沒有什麼考試，所以有很多時間出去玩。他的興趣廣泛，學畫畫，下圍棋，還打羽毛球。每一個興趣都從媽媽那裡得到鼓勵。
可是沒有一個孩子天生具有控制自己的能力，秉性聰慧的孩子，更加容易東張西望，還時時表現出一種“坐不住”的樣子來。亞勤喜歡把所有的學習當遊戲，對所有的遊戲都沒常性，喜新厭舊，也沒有一個興趣能夠堅持不懈。
有一天母親令兒子坐在面前，說話的語氣前所未有地嚴肅：“你是一個普通人家的孩子，沒有後臺，你將來總要自己養活自己。所以你從現在起做事情就要有恆心。做好一件事並不難，難的是堅持下去。”母親是做教師的，心裡明白，讓孩子養成一個好的習慣，比塞給他一大堆知識都重要，所以對兒子說：“先做應該做的事，然後再做自己想做的事。”
亞勤想想這話，覺得有道理。於是每天下午三點鐘回到家裡，第一件事就是完成媽媽和外婆留下的作業。
他希望快點完成功課，然後去玩。所以每逢這種時候總是精力集中，也很認真。他做得很快，從來沒有超過一個小時，這讓他有很多玩的時間。沒有功課加身的時候，他心裡輕鬆，玩得特別開心，這又讓他下一次更認真更快捷地完成功課。終於有一天，媽媽拿不出什麼題來讓他做了，因為他把家裡所有參考書上的練習題都做完了。
所以，如果你希望站在“E學生”的起跑線上，要確立的第四個觀念是：不怕淘氣，就怕沒有一個好習慣。
流放地
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
——張宏江
張宏江的“起跑線”有些特殊，是個知識分子的“流放地”。
30年前宏江還是個小男孩兒，舉家離開武漢，來到河南葉縣的黃瑩坡，這地方是中國古代寓言“葉公好龍”中葉公居住的地方，那時候是一個2000多人的小鎮，也是一個專供知識分子和幹部勞動改造的“流放地”。
老家是中南地區最大最繁華的城市，而新家卻是貧窮閉塞的地方，所以這趟遷居是這個家庭生活道路上的轉折。這不是他們自己選擇的。父親是電子部下屬一個工廠的技術工人，母親也是一個工人，既非知識分子也不是幹部，更與牛鬼蛇神不搭邊，但組織上一聲令下，除了服從別無他法。
但是，宏江在後來的歲月中，始終把這次遷徙看作他走向未來的起點。“如果我一直在武漢，沒有走進那個‘流放地’，是不可能有今天的。”他這樣說。
他的小學和中學都是在“文革”中度過，從年齡上看，他與開復、亞勤和向洋更接近，但是從經歷上看，他卻總是把自己划進50年代出生的那一代人。這是因為，當他懂事的時候，“文革”開始了。他想去上學，但學校裡已經鬧得天翻地覆，課不上了，桌椅被砸爛了，老師被五花大綁推到臺上，承認犯了“師道尊嚴”的罪行，還“與學生為敵”，學生們振臂高呼：“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