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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他的孫兒和孫女聽到了此話；那是他留給世界的最後一句話。
生前，他在遺囑中新增了如下內容：
將五萬法郎送給窮苦人，希望躺在他們的柩車裡去墓地……
拒絕任何教堂的祈願，而要求為所有的靈魂禱告……
我相信上帝。
雨果一生和宗教的關係怨怨和和。
在他還是一個青年的時候，他的第一部長篇《巴黎聖母院》，使他成為宗教咬牙切齒的文化敵人。
在他中年的時候，他卻又用他的筆塑造了一位與《巴黎聖母院》中虛偽醜惡之極的教士福婁洛截然相反的教會人物——《悲慘世界》中的米里哀主教，其無私和仁慈幾近完美，簡直就如同上帝本人的人間化身。米里哀主教是歐洲文學史上最高尚的教會人物。
“我相信上帝”一句話中的“上帝”，對於雨果這一位全歐洲最具有哲學家和思想家氣質的詩人、作家，究竟意味著什麼呢？他所言的“上帝”是一位神，亦或是一條“真理”？除了他自己，沒有人清楚。
雨果和宗教的關係，與薄伽丘和宗教的關係相似。後者在40歲那一年完成了《十日談》，於是受到宗教審判。其晚年不但皈依上帝，而且乾脆想去做一名教士。
在歐洲，像雨果和薄伽丘一樣，與宗教發生怨怨和和之關係的文化人物不在少數。他們與宗教的關係最終皆以和而告終——這是特別耐人尋味的西方文化現象……
雨果終生不悔的，乃是他與法蘭西共和國那一種唇亡齒寒、予榮俱榮、予毀俱毀的關係；是與他的《人權宣言》休慼與共的關係；是與底層民眾同呼吸共命運的關係。
正是這一種關係，令他的人生起伏迭宕。他曾在共和國的###中成為得票率第二多的國民公會的議員；也曾被複闢了的波拿巴王朝驅逐出境，度過了近20年的流亡歲月。
當局還下達過對他的通緝令，宣佈：“捉住或打死雨果的人，可獲萬法郎賞金。”
雨果曾滿懷深情地在日記中寫道：“我之所以沒有被逮捕，沒有被槍殺，能活到今天，全憑了朱麗葉·德魯埃夫人。是她冒著失去個人自由乃至生命的危險，為我排除一個個陷阱，絲毫不鬆懈地保護我，為我不斷尋找安全的避難所。”
朱麗葉——雨果終生的“紅顏知己”。
雨果對流亡的回答是——拒絕一切赦免。
他在拒絕書上寫道：“如果只剩下10個人（不懺悔者），我將是第十名。如果唯餘最後一人，那就是我。”
雨果在流亡時期依然是堅定不移地反對封建王朝的戰士。他寫下了《侏儒拿破亡》、《懲罰集》、《靜觀集》等一系列###共和國“共和”原則之敵的戰鬥檄文……
雨果是一個滿懷政治正義感的激情和深情的愛國者。
古今中外名垂史冊的詩人們和作家們幾乎都是如此這般的愛國者。
但雨果的不同在於，從法蘭西誕生了共和國那一天起，他所愛的便只有以《人權宣言》為國家信條的法國了。
從此他不能愛另一種法國。
也不能認為，法國再變成一個什麼樣的國家，跟他是毫無關係的事情。
於是一切企圖背叛的《人權宣言》的人，也都必然成為他的敵人。
一個事實乃是，在他和他的敵人之間，他從未妥協過。
復辟勢力獲勝以後，路易·波拿巴在登基典禮剛一結束時便迫不及待地單獨召見雨果，希望雨果能轉變立場成為他的支持者。
而雨果即使在王權主動向自己示好的情況之下，也並沒有受寵苦驚。
他當面堅持他的共和思想。
他在日記中記述那一次談話時，用“愚蠢透頂”形容新的國王……
正因為雨果是這樣的，在他逝世以後，法國政府決定將他的遺體停放在巴黎凱旋門供民眾瞻仰，然後舉行國葬。
當時是記者的羅曼·羅蘭這樣描寫那些民眾夜裡守靈的情景：“在協和廣場，在法國的所有城市，人們都在哀悼……在一束束鮮花一堆堆花圈中，顯現窮人的黑色柩車，上面只放著兩個玫瑰花環。那是最後的一次對照了。200萬人跟隨靈車，從星形廣場將詩翁窮酸的棺材送進了先賢祠……”
此種宏大場面使維持治安的騎警們深感震撼。
法國是全世界的第一革命搖籃。
在1789年，歐洲發生了兩樁大事件。
美利堅合眾國誕生，於是有了《獨立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