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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敲門等待的時間……
他遠離某些時髦話題，嫌惡空談，更不介入無謂的爭辯。在他那個時代諸如王權和教權誰應該更大的問題一直糾纏著辯論家們，正如在中國在我們這個時代姓“資”還是姓“社”的問題曾一直爭辯不休。
而米里哀主教最使我們中國人欽服的，也許是這麼一點——雖是一位德高望眾的主教，卻謙卑地認為“我是地上的一條蟲”。米里哀主教大人作為一個人，其德行已經接近完美了。雨果塑造他的創作原則，也與我們中國人塑造“樣板戲”人物的原則如出一轍而又先於我們，簡直該被我們尊稱為老師了。
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字了，那就是經典的理想主義文學人物了。
於是，冉·阿讓被米里哀主教收留一夜；陪吃了飽飽的一頓晚餐；半夜醒來卻偷走了銀器，天一亮即被捉住，押解了來讓米里哀主教指認，主教卻當其面說是自己送給他的，則就一點兒也不奇怪了。主教非但那麼說，而且頭腦裡也這麼認為——銀器不是我們的，是窮人的，“他”顯然是個窮人，所以他只不過拿走了屬於自己的東西而已。
於是，冉·阿讓“變成”馬德蘭先生、馬德蘭市長以後，德行上那麼像另一位米里哀，在雨果筆下也就順裡成章了。其生活儉樸像之；其樂善好施像之；其悲憫心腸像之；其對待沙威警長的人性胸懷像之，總之幾乎在一切方面都有另一位米里哀的影子伴隨著他。一個米里哀死了，另一個米里哀在《悲慘世界》中繼續前者未盡的人道事業。
連沙威也是極端理想主義的——因為絕大多數現實生活中的沙威們，其被異化了的“良心”是很不容易省悟的。即使偶一轉變，也只不過是一時一事的。過後在別時別事，仍是沙威們。人性的感召力對於沙威們，從來不可能強大到使他們投河的程度。他們的理念一般是由對人性的反射屏裝點著的……
米里哀主教大人死時已八十餘歲，且已雙目失明。他的妹妹一直與他相依為命。雨果在寫到他們那種老兄妹關係時，極盡浪漫的、詩化的、聖化的讚美筆觸：“有愛就不會失去光明。而且這是何等的愛啊！這是完全用美德鑄成的愛！心明就會眼亮。心靈摸索著尋找心靈，並且找到了。這個被找到被證實的靈魂是個女人。有一隻手在支援你，這是她的手；有一張嘴在輕吻你的額頭，這是她的嘴；你聽見身邊呼吸的聲音，這是她，一切都得自於她，從她的崇拜到她的憐憫，從不離開你，一種柔弱的甜蜜的力量始終在援助你，一根不屈不撓的蘆葦在支援你，伸手可以觸及天意，雙手可以將它擁抱，有血有肉的上帝，這是多麼美妙啊！……她走開時像個夢，回來卻是那麼的真實。你感到溫暖撲面而來，那是她來了……女性的最難以形容的聲音安慰你，為你填補一個消失的世界……”
有這樣一個女人在身旁，雨果寫道：“主教大人從這一個天堂去了另一個天堂。”
如果忘記一下《悲慘世界》，那麼讀者肯定會作如是之想：這是《少年維特之煩惱》的熾烈的初戀渴望吧？這是《羅密歐與朱麗葉》中心上人對心上人的痴愛的傾訴吧？
但雨果寫的卻是80餘歲的主教與他70餘歲的妹妹之間的感情關係。這是迄今為止，世界文學史上僅有的一對老年兄妹之間的感情關係的絕唱。使我們在被雨果的文字感染的同時，難免會覺得怪怪的。因為在現實生活中，一對老年兄妹或一對老年夫婦，無論他們的感情何等的深長，到了七八十歲的時候，也每趨於俗態。甚至會變得只不過像兩個在一起玩慣了的兒童……
那麼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就是浪漫主義的經典文字了。
雨果完成《悲慘世界》時，已然60歲。他與某伯爵夫人的柏拉圖式的婚外戀情，也已持續了20餘年。他旅居國外時，她亦追隨而至，住在僅與雨果的住地隔一條街的一幢樓裡，為了是他可以很方便地見到她。故我簡直不能不懷疑，雨果所寫，也許更是他自己和她之間的那一種。雨果死時，和他筆下的米里哀主教同壽，都活到了83歲。這一偶然性似乎具有神秘性。
《悲慘世界》的創作使命，倘僅僅為塑造兩個德行完美的理想人物而已，那麼雨果就不是雨果了。這是一部幾乎包羅社會永珍的書。隨後鋪展開的，是全景式的法國時代圖卷。尤其將巴黎公社起義這一大事件納入書中，無可爭議地證明了雨果畢竟是雨果。
那麼，我將告訴我的學生們，那便是現實主義的經典文字了。
我還將告訴我的學生們，在現實主義與理想主義、現實主義與浪漫主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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