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統不利於現代化”，“一百年的歷史經驗表明，中國總是吃激進主義、急躁情緒的虧”＇16＇。然而，“激進反傳統”的五四恰恰成了“現代化”的一個源頭。我們今天是更多地受益於五四的成果呢，還是吃了它的虧呢？從陳獨秀直到聞一多，都是一直被罵為“急躁”或“浮躁”的人物的。
“1989年之後，我國學界共同對激進的思潮進行反省”，劉再覆在他的學術計程表上作了如此的記錄。對五四的激進主義的批判，便是“反省”中的一部分。關於激進主義，這個概念的邊界不大明確，當它在西方受到攻擊時，是被指為“自由主義”的，邊沁就被稱為“徹頭徹尾、貨真價實的激進主義者”。如果激進主義指的是現代的進步的觀念，包括自由主義的思想成分在內，指的是旨在變革社會的一種戰鬥的、不妥協、不退讓的狀態和立場，指的是一種偏激的、片面的、批判的思維方式和行為方式，那麼我們無須為五四人物辯誣。他們所以激進，是因為要在短時段內毀壞一個壓迫了幾千年的巨物，他們要把許多代人的任務由一代人擔負起來。的確，他們是一群“夸父”，不自量力，但這，並不就像李澤厚說的那樣惟憑一時“激情”的衝動而失去理性的支援，或如王元化所說的那樣全出於“意圖倫理”而不講“責任倫理”。相反，這是非常富於理性，富於歷史責任感的一代。他們正是充分估量了對手的強大包括民族自身的惰性等，估量了變革的可能的無效性，所以才有了種種過激的、極端的說法和做法。惟其有了這種策略，這種拼命的努力的抗爭，才取得了為此後幾代人所不及的成績。這成績，也並不像詆譭者說的那樣，是隻有破壞沒有建設的。在這裡，建設與破壞實際上同期而至。比如推翻文言文而使用白話文，就是了不起的成就。在廢科舉之後，哲學、歷史學、政治學、心理學、教育學、社會學等，作為現代學科建設，倘不是全然填補空白，就是在框架結構和研究方法上做了重大的革新。單說價值觀念，也都是全新的，建設的。在宇宙觀方面，僅說變化，就不是《周易》的變化。憲政思想的建設，同*、科學、自由、*等普遍的口號密切相關，而中國一直以來是隻有“家法”，沒有像樣的憲法的。當時，辜鴻銘即力尊*之大權，不但指共和為叛逆，連英國式的君主立憲，也屬“無道”，其意即一國中只應有“上諭”而不應有憲法。這種力圖維護君道臣節禮教綱常的保皇言論，是刊載在王元化聲稱必須作“再認識再估價”的杜亞泉的《東方雜誌》那裡，並作了肯定的。現代的人道主義不是孔子的“仁”，*也都不是孟子的“民為貴”，個人主義自由主義是絕對沒有的。在五四時期，許許多多新名詞的出現，其實意味著價值的顛覆與重建，而不僅僅是新名詞而已。激進主義，在歷史上任何天然的群眾運動中幾乎都變得不可避免。這個問題是值得認真探討的。就拿五四來說，這些學者在指責當時如何“激進”的時候，就沒有談及這“激進”所由產生的條件，這種共同的忽略是饒有意味的。對於一次重大的歷史性變革，激進與否，激進多少，在很大程度上是取決於變革的前置部分，倒不見得是變革者一時的頭腦發熱或故作姿態。五四時候，反對新文化運動的勢力如何呢？從著文詛咒，一直到動用諸如解除職務等行政手段，以至出動警察，武力解決。陳獨秀最後被迫離京赴滬，連生活都一度成了問題。被毛澤東稱為“反人民不*產黨”的章士釗，是反對白話運動的著名悍將，任軍閥政府的教育總長，對付青年學生的過激手段是人所共知的。政府是有力量的，為什麼不可以寬容一點呢？“國粹”乃系正統，為什麼不可以寬容一點呢？然而，我們的學者指責的，惟是啟蒙思想者和新青年一代的激進與不寬容！ 電子書 分享網站
文革後：一個倒影（5）
桑巴特的題目：“為什麼美國沒有社會主義？”那是一個沒有封建秩序和貴族歷史的國家，用*的話說，是天生的現代國家。但是，美國學者戈登·伍德偏偏辯護“美國的激進主義”。他並不認為美國不是“激進”的，因為在他看來，“激進”並非是歷史的罪過和恥辱。威爾·洛支指出：“社會不平等像經濟上的不公正一樣，使人人心懷怨恨。沒有經歷漫長的封建時代的國家公民，很難想像封建時代的歷史遺產將會多麼持久地決定社會各階層的態度。”統治階級對於社會運動的反應方式，決定著人們的傾向性。當他們被引向要求政治權利的情況下，對這些權利的剝奪將會增強他們的被壓迫感，增強他們採取激進主義的可能性。這是可理解的。所以，才有了戈登·伍德所說的事實：“‘激進風格’並非二十世紀所獨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