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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8年，中國共產黨十一屆三中全會的召開，宣告結束以階級鬥爭為綱的思想路線，代之以經濟建設為中心，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在某種意義上說，這是一個轉折，然而相當艱難。當時，像“實踐是檢驗真理的惟一標準”這種*主義常識的提法，尚須透過黨報審查，而且迂迴曲折，由此可見一斑。一個叫作“思想解放運動”的運動，以大膽而謹慎的態勢在全國展開。在短短兩三年內，竟然打破了不少禁區，在政治、經濟、文化教育等多個領域內取得相當的成果。“凡是派”一詞，它的出現和銷匿帶有象徵意義。從此，“階級”宣告取消，“政治運動”不復存在，大批錯案陸續獲得清理和*。“黑七類”和眾多“可以教育好的子女”，可以告別殘酷的現代“種性”制度，而無須顧慮在生存空間中被“劃清界線”了。人民公社解體。數萬萬農民以退為進，擺脫集體的束縛，恢復了“男耕女織”的自由；或者以流民的形式，洶湧進入現代都市。“個體戶”出現了。中外合資企業出現了。股票和期貨市場出現了。“經濟特區”在南方和東方海岸先後亮相。留*出現了。爵士樂隊和時裝模特出現了。在大學生中出現“薩特熱”。意識形態的缺口愈來愈寬。西方現代思潮猶如季候風，再度吹入中土。在城市，在鄉村，在機關學校，到處都可以聽到冰河裡解凍的嘶嘶聲……
知識分子地位有了明顯的遷升。他們從被賤視、被管制、被奴役的地方走來，經過長長的荊棘路走來，參加北京召開的文代會和科學代表大會。在大門外和走廊裡，他們抱成一團，彼此撫摩傷痕，淚落如雨或笑逐顏開，慶幸自己以致整個群體的解放—他們稱為“第二次解放”。在初照的陽光底下，他們書寫和歡呼：春天！春天！文藝的春天！科學的春天！……
胡風“集團”分子和龐大的右派分子群的*，在知識界是一件大事。苦難成了慶典。知青出身的作家和學者風華正茂，然而，他們也都有著上山下鄉的歷史，有資格使用一本美國文學史的題目，就是“流放者歸來”。還有*前的地位顯赫的老幹部，由於在運動中幾乎無一不是“走資派”而被打倒，於是登臺就成了“復出”。他們成了知識分子的頭腦和骨幹。在各級組織的領導崗位上，他們克盡職守，由於他們的聲望和成就，而被吸納到政協或別的具有政治影響力的地方。如果“利益”這個經濟學字眼是一箇中性詞，而可以隨意用於社會學方面，那麼不管如何的“失而復得”，這些知識分子都可以稱為既得利益者，而知識分子群也都成了既得利益集團。長期與階級鬥爭相伴隨的教育環境，使他們的知識結構顯得比較單薄粗陋，缺乏深厚的修養，難得有一種知識分子的氣度。在鬥爭中，他們難以自持，心靈受到玷汙，人格遭到扭曲，這在*前和*中的表現是可以得到足夠的證明的，總之，“曾經滄海難為水”，習慣於在某個環境中生長的生物，即使一旦改變了環境，也仍然要帶上被環境改造的痕跡，何況環境的遷變在短期內也不可能怎麼徹底。《法門寺》裡的賈桂站慣了，便坐不下來，當這批人物獲得命運垂青的時候，大多進入中年，部分已屆暮年。加上這樣一種生理上的不可抗拒的因素，所以，除了極少數能夠保持清醒的頭腦以外，知識分子普遍為一種滿足感所支配，基本上趨於保守。有的甚至環境愈見“寬鬆”，心態愈見保守，未必一定在*般的專制時期便如此。只要回到組織之中，這是最普遍的心理。當時，在知識界有一個很流行的詞，叫做“心有餘悸”，與其說是害怕冒險，倒不如說害怕失去。這種狀態與五四一代那份激濁揚清的氣概比較起來，不啻霄壤之別。。 最好的txt下載網
文革後：一個倒影（2）
1980年代初，先後有過“反自由化”和“清除汙染”的不叫運動的運動。知識分子中一時形成的那般對“反右”和“*”的帶有某種自敘成分的控訴，雖然不見得比當年貧下中農“憶苦思甜”的內容更深入，還是受到了一定的遏阻。然而，時代畢竟進步許多了。白樺的《苦戀》等，雖然在批判聲中作過檢討，畢竟規模遞減了許多，不至於有縲紲之憂。魯迅這個老練的批評家早已看透了中國知識分子“無特操”的特質，說是慣於“看風轉舵”；此時卻不見得都跟著轉向，倒是學會了隔岸觀火，與外部世界保持相安無事。或許，這也算得上又一種進步罷？總之，政治—這裡已非權力操作範圍，乃屬現實社會關懷—淡化是一個註定的傾向；剛剛興起的批評熱情減退了，“義憤”消失了，恢復了的痛覺漸漸變得遲鈍和麻木起來。隨著對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的批判，知識界轉向“文化熱”。對文化的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