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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批請願的學生，主張“費厄潑賴”的林語堂隨即撰文表示收回他的看法，也就是說，不再“寬容”了，並且對魯迅表示大佩服。可惜後來的人，把這段故事連同劉和珍們的血全給忘記了！txt電子書分享平臺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3）
三、相關的還有革命問題。
先生稱：“魯迅傾心革命，胡適傾心改良”，這個概括大抵上是不錯的。
不過，首先得弄清楚的是，革命在魯迅那裡是什麼意思？他說過：“‘革命’是並不稀奇的，惟其有了它，社會才會改革，人類才會進步，能從原蟲到人類，從野蠻到文明，就因為沒有一刻不在革命。”顯然，魯迅的革命觀，是包括了先生說的改良在內的，所以他又有“大革命”和“小革命”的說法，小革命即指漸進式的改革。但是，當世上的人們都大叫著“活不下去了”的時候，他是贊成和擁護革命的。自辛亥革命以來，他經歷的太多了，只是被稱作“革命”的都是假革命；就像他說的，革命前是奴隸，革命後反而成了奴隸的奴隸了。但正因為這樣，他才會主張一切都得從頭來過，也就是說，得有一場真正意義上的革命。他反對把革命描述為非常可怕的事，“擺著一種極左傾的兇惡的面貌，好似革命一到，一切非革命者就都得死，令人對革命只抱著恐怖”。他對革命的理解，我以為是充分的，用他本人最簡潔的話來概括，就是：“革命並非教人死而是教人活的。”僅僅在做革命的奴隸，還是不做奴隸而革命這一點上，便把他同胡適，以及後來以各種方式宣告“告別革命”的尊貴的學者區分開來了。
“革命”這個詞，首先是資產階級發明的，正如“自由”、“平等”、“博愛”、“人道主義”一樣，理論上如此，實踐上也如此。為什麼要革命？因為有巴士底獄。一個如此堅牢的監獄般的社會，如果不給毀掉重建，如何可能“改良”？托克維爾著《舊制度與大革命》，明白地指出，大革命來源於舊制度，革命的規模和手段其實是早經舊制度預設好了的。所以，那個時代的人，深明革命是屬於他們的自由權利，因此必須把它寫進大憲章。著名的法國《*宣言》，列述各項受保障的*，其中之一，就是“對壓迫的反抗”。這就是革命，即洛克說的“革命的*”。既然革命乃基本*之一，就意味著它是天然合理的。“人*權”理論其實說的也就是這個意思。我們可以任意譴責假“革命”之名的各種暴力性政治行為，但是對於革命本身，又有什麼權利去否定它呢？
四、*與法治。
先生特別看重“規範”的*，“制度化”的*，也即*憲政。在信中，先生說這“規範”是五四所確立的，其實是不確的。五四處在禮崩樂壞的階段，運動中沒有人會考慮到給政府修憲，將*法制化。其時的*，意謂平等、自治，就像“科學”一樣，惟是一種精神，觀念，不“規範”的運動。正是在這樣的*的感召下，才有了對抗政府的行動，有了平民教育，有了“神聖勞工”的新崇拜，以及嗣後的勞工運動。知識分子以此埋葬了知識分子，這在歷史上是很帶戲劇性的事。那時候，“立憲政治”是受衝擊、受批判的物件。陳獨秀就認為，它是十九世紀的過時的事物，不但不能保障人民的信仰、*結社和言論出版“三大自由權”，反而淪為“一班政客先生們爭奪政權的武器”。他說：“倘立憲政治之主動地位屬於政府而不屬於人民，不獨憲政乃一紙空文，無永久厲行之保障，且憲法上之自由權利，人民將視為不足輕重之物，而不以生命擁護之，則立憲政治之精神已完全喪失矣。是以立憲政治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多數國民之自動，惟日仰望善良政府，賢人政治，其卑屈陋劣，與奴隸之希冀主恩，小民之希冀聖君賢相施行仁政，無以異也。”“共和憲政，非政府所能賜予，非一黨一派人所能主持，更非一二偉人大老所能負之而趨。共和立憲而不出於多數國民之自覺與自動，皆偽共和也，偽立憲也，政治之裝飾品也，與歐美各國之共和立憲絕非一物。”所以，他主張以“自由的自治的國民政治”取代立憲政治，實質上要的是先生說的“實質*”，也即“直接*”。這樣的*，可否實行另當別論，但至少在五四時期是一種普遍的理念。後來到了抗戰期間，陳獨秀提出“大眾的*革命”，反對“國社主義”及“格柏烏政治”，與五四時期的*思想一脈相承，但畢竟未能完全脫離黨派政治的理論框架；即便如此，以未脫羈囚的在野之身而言政治，挑戰蘇聯及共產國際霸權，無論如何是可敬佩的。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4）
“好政府主義”者的胡適，受先生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