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許的地方很不少，大的方面，當是在五四初期狠狠地“破”了一下以後，轉到“立”的上面，即幫助國民黨政府設計並實行*憲政，慢慢“改良”。實際的情形如何呢？南京國民政府成立十多年後，在抗戰時期，才在各種政治力量的促成之下，發起“憲政運動”。主持修憲工作的最高首腦，也即黨的最高首腦蔣介石，這是決定一切的。經過幾番折騰，各種委員會成立過了，各種會議開過了，卻是無疾而終。此間的一些言議，如“結束黨治”，“保障人民思想、言論、結社、出版等自由”之類，包括胡適的主張人民參政，規定政府許可權等，不能說沒有一定價值，就是不能實行。因為這裡存在著一個為胡適們一致承認的前提，即一切透過政府。這是一個政治悖論。胡適們徒有拯救“*”之志，其奈政府專制*何，結果意欲“改良”而不能，反倒愈“改”愈“劣”；等到《*憲法》出臺，不出三年，這政權就一命嗚呼了。
也許，魯迅確如先生所說，重“實質*”而輕“形式*”。但是，說到根由，卻並非如先生說的那樣，是出於對規範的*缺乏認識。早在留日時代，他就在先生指為不怎麼高明的那兩篇文章中批判過“國會立憲”之說了，大概這與他自覺為“奴隸”而非“公民”的角色認知有關，也與以“精神界之戰士”的使命自期有關，因為他實在不是那類專家型學者或政治智囊人物，根本無須瞭解那樣成“套”的“規範”。此外，這也跟他對政府的構成，也即國家的性質的看法有關。國民黨的所謂“國民政府”，根本不是像美國那樣的民選政府，而是在“清黨”大屠殺之後建立起來的，靠所謂的“黨軍”和特務政治撐持的，完全剝奪了人民的自由*權利的流氓政府。1927年以後，魯迅多次論及“流氓”，看來，他是跑到*的背後窺測和搗亂去了。在中國現代政治辭典中，“流氓政治”與“*政治”實在是絕好的一副對子。總之，他不會與這樣的政府沾邊兒，“好政府”也不沾邊兒。在一次講演中，他已經表白得再清楚不過了：“偏見如此，”他說，“所以我從來不肯和政治家去說。”
五、關於知識分子，專家學者，廷臣及其他。
知識分子的分野，分化和轉化問題，是一個大問題。先生對魯迅和胡適的評價，看來主要同這個問題有關。
知識分子的定義如何，真是言人人殊，正因為如此，知識分子作為社會角色的具體規定，透過何種方式在社會上發揮作用，以及作用到底有多大，等等，也都沒有劃一的看法。我認同的是，所謂知識分子，首先得有相當的專業知識，他立足於自己的專業，關心專業以外的廣大社會，並且以自己的理想價值，設法加以干預，批判，改造。一般而言，知識分子是不結盟的，即使參加某一個社團或組織，他也能夠以固有的自由的天性，超越本階級本集團的利益侷限。但是，他無論如何不會與權勢者合作，而是站在無權者一邊，挑戰主流社會；因此始終保持獨立的身份，在言論方面，也持毫不妥協的姿態，即使在失去自由的情況下，仍然得以曲折的形式，表達個人的基本理念和良知。知識分子操使的是批判性的個人話語，他們主要透過言論，而非組織的聯絡，在社會上構成一個“壓力集團”。在本質上，這是一種無權勢者的結合，透過輿論，向權勢者“叫板”。所謂知識分子的作用，就顯面而言，其一就是輿論壓力，以此促使或迫使權勢者作出讓步和改革。倘使沒有輿論，甚至連言論也沒有，那麼壓力將降至零點。但是，僅此還不能說知識分子的職能便被取消了，因為透過零散閱讀，他仍然可以在社會上傳播思想的星星之火。此外，還存在著一個隱面作用，就是獨立人格的，道德的，審美方面的影響。先生似乎太看重知識分子在政治層面的影響，而且主要是透過政府的合法形式發揮的影響，所以會想到拿尼采和傑斐遜作比較；說到魯迅，貶之以*憲政的認識問題，“被利用”問題，也都是這樣。其實，魯迅的價值完全落在社會方面，即使當時的中國社會未曾形成一個知識分子集團與之呼應，也仍然無損於他的力量和作用。魯迅的偉大是本體的偉大，是東方抵抗知識分子的典型。
也談五四、魯迅與胡適（5）
與知識分子不同，專家型學者一般執著於他的專業，甚至不問政治。倘若一旦成為官員，進入決策層，那麼作為知識分子或學者的角色就要發生根本性蛻變。胡適1920年代鬧鬧彆扭，1930年代就從邊緣進入權力中心，成為廷臣了。1931年“九一八”事變後，*加劇，這時，中國的知識人、科學家和技術人員便有了一個與國民黨政府進行全面合作的契機。1932年國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