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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濱江花園”是全國房價最高的公寓，“濱江花園”的一半業主是溫州人。上海許多高檔樓盤的推出，大都要在溫州造勢做廣告，有的還在溫州設立長期的銷售點。我的不少親友在上海有房子，如我辦國貿大酒店的合夥人陳建國，便在“濱江花園”擁有不止一套房產。我們酒店門口的一間鋪面，就是被租作銷售上海房產用的，樓上的房間還有長期包租的上海房產公司在溫州的辦事處。我本人曾經在兩年多時間裡，每星期來往上海一二次，最多時一天一個來回，也是為了上海的房產專案。上海的溫州商會非常強大，會長是上海十大傑出青年企業家之一的溫州人楊介生，顧問是曾任東海艦隊副司令員，現已退役的劉際潘少將。
溫州選擇上海是因為上海是我國的經濟中心，國際性的大都市，在上海立足可以透過上海走向世界。同時也是選擇上海人的工作效率，嚴謹作風和廉潔精神。使自己的事業做得更大、更好、更順利。上海人選擇溫州是因為溫州人能幹，有實力，能為上海的改革與開放，上海的繁榮與發展作出貢獻。
對於溫州來說，上海實在太大了，實力也太強了，溫州無法與上海相比擬，溫州人走進上海僅僅是為了選擇一個可供發展的更大的平臺。溫州與上海的合作充其量只能算是個小夥伴，溫州與上海的交往也只能是“忘年交”，故此我稱它為上海大哥與溫州小弟的關係。但有一點是可以肯定的：溫州人經過自己的不懈努力和提高，已經成為上海人所佩服的小兄弟、好朋友，再也不是“溫州赤佬”或“阿鄉頭”了。
溫州人什麼時候開始進入官場
閒說到現在，還只是泛泛地談溫州。從這一章開始，才具體地集中到溫州人身上。對古代的溫州人，我的閒說只能停留在有稽可查的官吏身上，史書是不記平頭老百姓的。
說做官的溫州人，先說什麼是官，官又從何而來。“官者管也”（《禮記·王制》），也就是說管人的為官。宋朝史學家馬端臨在他的著作《文獻通考》中有更詳細的說明：“役民者官也，役於官者民也。郡有守、縣有令、鄉有長、裡有正，其位不同而皆役民者也。”
其實，原始社會的官不是役民的，是為民服務，行使管理職能的公僕。並且是選舉產生的，其標準是“天下為公，選賢與能”。中國最早的官員是“五行之官”，即春官木正（句芒）、夏官火正（祝融）、秋官金正（蓐收）、冬官水正（去冥）、中官土正（后土），至於他們各司何職，現在也很難說清了。譬如火正（祝融），是掌管火的。原始社會，火種非常重要，鑽木取火後，要想法儲存下來，可以隨時取用。那時沒有火柴，更沒有打火機，儲存只能用木炭之類的，火正這個官便是負責這個事的。管好的話人們可以時時使用，又不會釀成火災。這個官只能是服務性質的，是公僕。後來的人為了感謝這個公僕，將祝融尊為火神。這五官是堯時的官，隨著生產力的發展，舜時的官就多了，有二十二位。如管農事的后稷、管百工的司空、管刑獄計程車等等，這些官也是由民主推選的。夏王朝開始，官才由公僕演化為“役民者”。這時的官分為內服官和外服官，內服官是指在中央任職的各級官員，即以後所說的京官，外服官便是地方官。官僚隊伍也由少到多，由寡到眾。據《通典》記載：夏代有官員120名，商代240名，西周即達63675員。宋代是官員增加最多的朝代，真宗鹹平四年（公元1001年），“有司言減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餘人，所減者如此，未減者可知也。”（《二十四史札記》載）當然宋時的冗員比之如今又是小巫見大巫了。如今的“一杯茶、一枝煙、一張報紙看一天”的“四一”幹部不知有多少。
那麼，這些官員從何而來呢？夏、商、週三代是鄉選裡舉制度，由下向上推薦，再根據“六德”、“六行”、“六禮”等標準，由王選定並任命。春秋戰國時期有薦舉、遊說自薦、年功等許多辦法來達到做官的目的。孔子周遊列國便是遊說，商鞅、張儀、蘇秦等都是遊說自薦而做大官的成功例子。秦、漢時是推薦選拔加考試錄用定官職的。晉、魏、南北朝有九品官人法，按品（德）、狀（才）、家進（門第）三個方面進行評舉。秦、漢及晉、魏、南北朝時的舉官方式都取決於地方官的好惡與關係，往往形成“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局面，一般老百姓無論德才多好，無法做官。再如溫州這麼偏遠的地方，也極難上達天聰，溫州人做官幾乎不可能。這一時期未見有關於溫州人做官的記載。
科舉制度是隋代的隋煬帝開始的。都說隋煬帝荒淫無道，開科考舉卻是很有遠見的一著棋，讓一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