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雖然走私只在溫州猖獗盛行了短短的年把時間，卻在提高溫州家庭工業水平方面起到了重大作用，聰明的溫州人立即模仿這些舶來品。我這裡不是在提倡走私，在閉關自己的年代，走私物品的衝擊讓我們的產品提高一個檔次是不爭的事實。不僅如此，隨著走私進來的大批收錄機，大量的鄧麗君們的錄音帶隨之進來，既提高我們的收錄機生產水平，也在很大程度上成了歌壇通俗化的肇始。
溫州的發展確實迅猛。不久之後，原先在上海向“阿鄉頭”討“專用券”的地方，現在為溫州人所承包了。再接著，溫州生產的皮鞋、服裝、打火機、小商品之類也成了上海市場上的搶手貨。溫州人去上海終於鬆了一口氣，可以抬頭正眼看上海人了。
一旦走到平等的位置上，大家就會以平常心對待對方了。上海人認為溫州人聰明，豪爽，做生意上有一手，可教，可交也可學。溫州人認為上海人素質好，辦事認真，效率高，上海的商機又特別多，也是可交，可學，在上海還可以賺到大錢。於是雙方都很喜歡對方，雙方都以有對方做朋友為榮。
溫州人與上海人的來往非常密切。比之上海人與附近的杭州、蘇州、寧波關係好得多。上海人說杭州人是“杭鐵頭”，“刨黃瓜兒”。說“寧可聽蘇州人吵架，不聽寧波人說話”，反過來又說“蘇州人太嗲”。惟有對說話奇腔怪調，一句也聽不懂的溫州人最佩服。這種關係也影響到文化界，我當時在編輯《文學青年》期刊，與上海《萌芽》雜誌同型別，大家發行量都很高，編輯之間便成了好朋友，洪波時任《萌芽》編輯主任，我任《文學青年》副主編，倆人關係“特鐵”，便有了他去香港之後到溫州投資一事。但洪波經常說，他的經濟頭腦還是向溫州人學的。
過去溫州到上海，輪船是最好的交通工具，現在溫州人做生意“時間就是金錢”，24個小時太慢了，時間都耽誤在輪船。其實，24個小時還是正常的時間，如遇大風或大霧，那時間就說不準了。寫到這裡我想起裡一個有趣的尷尬事，大約是1986年，溫州作家李濤結婚，邀請了好幾位上海文友。
洪波他們是先一天坐輪船，順利到達溫州。張振華（現復旦大學教授）他們晚一天坐輪船，算好時間24個鐘頭後到溫州正喝喜酒。李濤忙，讓我去碼頭接，結果連個影子都沒有。以為錯過時間，他們先到李濤家了，問了李濤也沒人到。再打電話到港務局問訊處，人家已經下班，連個接電話的人都沒有。打電話到上海問，他們的家人也著急，明明昨天準時上船的會不會出什麼事。“一人向隅，舉座不歡”，何況兩位朋友不見，喝酒都沒有心思。直到第二天早上打電話到港務局，才知道海上大霧。又得通知上海他們家屬，以免焦心。那時手機尚未流行，與他們本人是無法聯絡的。只說大霧，到底是大霧不能開，只能眼巴巴地等著，抑或已經觸礁正在設法救援？直到晚上，他們才姍姍來遲，在輪船上待了四十八個小時，他們顯得疲憊不堪，我們也哭笑不得。又得打電話給他們家屬報平安，又重新設宴為他們接風、壓驚。我們當時就議論，輪船這麼慢，早晚會淘汰。
果然，這時的溫州人已經財大氣粗，國家不投資，我們自己來，溫州自己掏腰包修機場和鐵路。飛機一通航，立即爆滿，溫州到上海由每天一班發展到每天六七個航班。未等鐵路築成，溫州至上海的輪船航班就壽終正寢。這就是市場經濟的運作規律。
現在，曾經是維繫溫州與上海關係的主要交通工具輪船已經消失，但溫州與上海的關係卻更加密切。如今大批溫州人去上海是為了投資。大老闆去上海劃地辦公司，建造工廠，如正泰集團、德力西集團、均瑤集團在上海都有規模不小的基地；小老闆去上海購房為增值，也為將來在上海能有一席之地。上海的房地產因而讓溫州人炒得熱燙燙的。據說目前上海浦東陸家嘴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