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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意都很好，歷二十多年而不衰，可說創造了溫州飲食業的一個神話。周宗權、周宗友我都認識，黑黑的膚色，敦厚的樣子，從來不耍大牌。我以前常光顧阿外樓，有兩次因找不到包廂，他們將自己的辦公室騰出來讓我們吃飯。只是國貿大酒店開業之後我極少去其他飲食店吃飯，與他們按溫州話說是“生份”（陌生的意思）了。
男人不武，女人不愛
寫下這個題目，頗費一番躊躇。男人是相對女人而言的，必定要寫到男女關係，婚姻戀愛，也要對諸如“小蜜”、“二奶”之類的現象進行一番閒說。問題是我這個人屬於老古董之列。既不會飲酒作樂，也不會唱歌跳舞，交遊雖廣，應酬不多。文藝界的朋友說我：你這個樣子，真不知道是怎麼做生意的！企業界的朋友又說：你做生意這麼多年，還端什麼文人的架子。其實做生意也可以不必整日應酬，沉浸在燈紅酒綠之中。而文人早已無架子可端，幾十年的政治運動打擊，加上如今的窮酸相，還剩什麼架子？只是因我個性，不大適合於閒說“飲食男女”，但閒說溫州人，如何能不說飲食男女？還要硬著頭皮說下去，如若隔靴抓癢，諸位姑妄聽之。
溫州的男人高大魁梧的不多，這是南方百越的族種關係，非不想而是不能也，所以溫州的男人極少顯現出英武威猛的。但這種瘦小文弱的外表，往往會起到迷惑人的作用，其實溫州的男人是尚武好勝的。記得是上世紀八十年代初，我陪上海來訪的幾位作家逛五馬街，那時的五馬街還未闢為步行街，兩個騎腳踏車的人撞到一起，一言不合就拳擊腳踢，打得兇猛無比，僅兩三分鐘，一方稍顯力拙，“不打了，後會有期”，推上腳踏車就走。另一方面也沒有去追，騎上腳踏車也走，街上煙消雲散，沒有過這回事似的。看得幾個上海朋友目瞪口呆：“這兩個人都瘦瘦小小的，這麼厲害！”我笑著說：“不是這兩個人厲害，溫州的男人都厲害。”我沒有接著說，溫州的男人看不起你們上海男人，你們腳踏車撞到一起，兩個人會停下來論理半天，旁邊圍了一大批人看熱鬧，溫州人是拳頭上見真章。當然，這是上世紀七八十年代的事情。後來大家都很忙，街頭打架的事就漸漸地看不見了，兩車一撞，相互看一眼，一笑就走了，有這閒工夫打架還不如去多賺幾個錢，時間就是金錢。
溫州男人尚武是歷史上形成的，也是特殊的地理狀況造成的。我在前面兩章已經提到過，海盜、倭寇、洋人隨時可以入侵，中央政府的援救往往姍姍來遲，溫州人只好靠自己。武人習文想做官，文人習武便是為的自救。溫州的文官大都辦團練，如我曾經說到過的孫衣言、黃體芬等人，就辦團練御外敵。光緒十年（1884年）中法戰爭開戰，法國軍艦進攻福建，福建水師全軍覆沒，九艘軍艦與十九艘運輸艦沉入水底。為防禦法艦沿海北上，溫州地方官和富紳積極籌辦團勇。大儒孫詒讓組織團勇，駐守瑞安南門江邊，擂起了他自己發現的銅鼓。這面銅鼓是諸葛亮七擒孟獲的彝人首領孟獲所鑄，孟獲為感謝諸葛亮的不殺之恩和教化之功，送給蜀軍的，不知何故會流到溫州。孫詒讓那日與朋友同遊江心孤嶼，為避雨躲入古寺，聽見雨打地上發出一種不同於別處的響聲，斷定此處埋有什麼特別的物件，雨停後僱人挖掘，果然掘出一隻大銅鼓。孔武有力的鼓聲震撼人心，法國走私商船因之帆折船摧。關於這件事文友胡小遠、陳小平夫婦在《末代大儒——孫詒讓》中有生動的描寫，我信手拈來無非是想說明溫州人的尚武如孫詒讓般的大儒也不例外。文友湯一鈞打南拳虎虎有聲，可惜英年早逝。作家吳琪捷（王手）身形如健美先生，一身肌肉孔武有力。
文人如此，一般人當然更加尚武。我已寫到過，於南宋朝，溫州有武進士305人，其中武狀元14人，比例之高，別個地區無法比擬。過去溫州拳壇很多，特別是平陽縣，幾乎村村有拳壇，抵禦外敵時一致對外，一旦無有外敵，內部不免爭鬥，平陽（包括現在的蒼南）不斷有宗族械鬥便是尚武的結果。溫州將技不如人的喚做“黃饅頭”，來源就是打擂臺。打擂比武，勝者有賞，失敗的只發給粗麵粉做的饅頭充飢，俗稱“黃饅頭”。再有就是端午節前後，划龍舟時的械鬥也時常發生。直至如今，一到端午划龍舟，市府與各縣行政機關均如臨大敵，緊張異常，生怕出事。
解放後，械鬥的事逐年減少，但一到某種氣候，不免露出馬腳。如文革的武鬥，兩派打得天昏地暗。武漢第一，溫州第二，但武漢是大城市，又繫心髒地區，武鬥牽涉到中央大人物。溫州偏向東南隅，無有中央級大人物介入，武鬥之激烈，時間之長，全國少有，那純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