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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送，非“中華”不請，真是“今年咱家不收禮，收禮只收中華煙。”我不抽菸，不知道外地的煙價，只知道在溫州，“雲煙”、“紅塔山”、“紅雙喜”以及“三五”、“萬寶路”、“健牌”之類的售價都在每包十元左右，惟中華煙特別貴，都賣到四十至五十元一包，據說軟包裝（軟殼）中華煙比硬包裝的更貴，也不知這兩種煙有什麼區別。溫州人一向講究實際的，不知為什麼在抽菸上這麼犯傻，放著便宜的名煙不抽，專抽貴的“中華”。而且因為貴，市場上冒牌橫行，一不小心便買到假的。溫州人還不怕上當受騙，只認中華煙，這種撞到南牆不回頭的傻，只能稱為溫州人的“中華煙情結”了。
跟風走一回
現在來說一說溫州人現時都在玩些什麼吧。我認為，溫州人的玩比溫州人的吃還不如，溫州人在吃喝上雖然保守，甌菜總是溫州人自己的菜系。溫州人玩只是跟風而已，外地人玩什麼，溫州人跟著玩什麼，一點也沒有獨創性，我稱之為“跟風走一回”，而不是瀟灑走一回。
第一個普通的玩法是跳舞，不分男女和老少，不分職業和貧富。小孩一進幼兒園，老師便教“脖子扭扭，屁股扭扭”跳起來。年青人不是健美舞、形體舞就是在迪吧裡跳迪斯科。中年人和老年人在公園、廣場跳交誼舞、民族舞和中老年迪斯科。記得早些年我們的電影中，凡有壞蛋在接頭，特務在活動，其背景一定是迪斯科舞場，閃爍的燈光，瘋狂的扭動之中，夾雜著特務壞蛋的猙獰的臉孔。不知什麼時候，年青人就拎著個四喇叭立體聲收音機，在公園等地跳迪斯科了。再接著，那些對年青人跳迪斯科大搖其頭的老幹部，自己在退離休之後，也跳起了迪斯科。幾年前，為了國貿大酒店的裝修一事，我跟陳建國他們去了“熱帶雨林”等等娛樂場所去轉轉，那裡的人數之多，音樂之響，燈光之閃爍不定，氣氛之熱烈，還有跳舞的人群之投入，神情之專注，舞姿之熱烈奔放，讓我只有震驚的感覺。我沒待多長時間就出來了，我無法適應那種氣氛和節奏。我想，我是老了。鬧“非典”的時候，我太太說，你改一改運動方式吧，去公園散散步，活動活動什麼的。平時我的生活習慣是大清早就起來，做做家務澆澆花什麼的，卻不進行晨練。我的鍛鍊是游泳，打保齡球，也打過幾天網球。但我喜歡“獨立勞動”，網球要約人，且要技術水平差不多的，否則練起來沒意思。所以前兩者是我的保留節目，但無論打保齡球或游泳，都是公共場所，防“非典”的要求是要避開公共場所，迴歸大自然。我便跟我太太去了兩次馬鞍池公園，但我去了兩次就再也不去了。那裡幾乎每個空地都有人在晨練，大都是跳舞，有民族舞，有迪斯科，少數在打太極拳，而且大多是中老年人。我的腦裡突然蹦出一個念頭：似乎都在做“垂死掙扎”。這個念頭當然未免帶點文人的臭毛病，但我對公園晨練的感覺不好是事實，這裡已經沒有了寧靜，感覺不到大自然的魅力了。
在公園跳舞的是中老年，在舞廳跳舞的是中青年，而且是中青年中的小老闆或工薪階層，因舞廳的消費較低，門票少則三五元，多則十來元，據說有的舞廳有陪跳的人，小費也僅一二十元而已。
進歌廳也是玩的方式之一。溫州的歌廳是上世紀九十年代初興起的，那時的歌廳是演藝場所，大舞臺，大場面，我在前面說過，老闆們為捧歌手一擲千金，還有一擲萬金的。你送歌手一個花籃八百八，我便送一個花籃一千八，暴發戶的心態和行為一覽無餘。場面之火爆，氣氛之熱烈，使得歌廳老闆和歌手偷著樂，下了舞臺吃宵夜，他們可以立即分成結賬。現在的歌廳是指“卡拉OK”，找個陪唱小姐進包廂裡唱歌，小費也就是二三百元，不會鬥氣比富。溫州有些歌廳的規模之大，裝潢之講究，會讓外地人吃一驚，上百個包廂，陪唱小姐、服務員數百人，真是燈紅酒綠，佳麗雲集，紙醉金迷。過去的上海百樂門舞廳已經無法與這種娛樂場所相比。現在上海的不少大娛樂場所，老闆也是溫州人。溫州人說卡拉OK的名字取得真好，你有權“卡”一“卡”我，我就要設法“拉”你，唱歌娛樂之後大家都“OK”。
“假日俱樂部”、“演視廣場”等等，仍舊是表演場所，只是演出的場面比過去的歌廳大，檔次也高些，如趙本山、毛寧等等明星都在這些場所演出過。但它又區別於溫州大戲院、東南劇院等演出場所，那是給更大型的劇團演出的，場面更大，如俄羅斯芭蕾舞團、總政歌舞團的演出就在大劇院進行的。溫州的傳統戲劇如甌劇、亂彈以及京劇、越劇，一年難得在大劇場演出幾次，大都去農村給農民演出，農村還是喜歡看傳統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