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歷史的謊言與真相羅馬與長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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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理性思辨上，羅馬人獨步當時；在建築藝術和工程服務上，羅馬更是創造了古世界的輝煌。公元1世紀，羅馬的大道四通八達，你只需持一本護照，就能從埃及到達法國。羅馬的競技場、拱頂、圓柱……甚至羅馬的建築風格，你都能在新世界的美國發現其影子。羅馬人創造了世上罕見的輸水道工程，高大的水渠將山間的水引到城市供人們飲用、洗浴，這種建築和衛生成就，是一些國家20世紀初期都沒有達到的。東羅馬帝國在拜占庭也創造了建築藝術的輝煌，從公元5世紀起陸續建成的那些教堂，如聖索菲亞教堂，其雄偉壯觀，其對物理學恰到好處的運用，令人歎為觀止。至今，土耳其人都可以坐享這些雄偉的教堂作為旅遊產業帶來的豐厚的回報。

而在感性藝術上，長安帝國的人們則充分發揮了他們的聰明才智和創造精神。長安帝國的偉大成就之一，就是他們的詩歌。經由唐詩這種藝術形式，長安帝國的人們，把他們對生活無盡的熱愛、對黑暗和不公的控訴、對暴政的蔑視、對獨立人格的追求、對戰爭的反對和對和平的嚮往訴諸紙上。

但是，長安，沒有能在制度的建設上取得任何成就。

這當然也是有原因的。按照孟德斯鳩等人的研究，亞洲的平原地理條件和氣候等因素，促成了東方的專制。而人類學家則有一種“領先遏制”的理論，東方在文明進化中曾經處於較優勢的地位，而這種缺乏周邊文明競爭的優勢地位，在工業革命來臨時無可避免地落後和衰敗了。（斯塔夫理阿諾斯《全球通史》）

正如羅馬帝國在蠻族衝擊下崩潰，長安文明在10世紀後也已經進入衰敗期，帝國的餘脈——“東方拜占庭”宋、明帝國，屢屢在遊牧民族的衝擊下遭到重創。帝國的生活，除了還信仰儒教外，已經全然改變，連發型和服裝都已經變得讓人不認識了，如果一個長安帝國的唐代人，來到17世紀的大清帝國，將會發現自己很難適應，因為頭上多了一根辮子，而奴性更加深重了，殘存的那點獨立、尊嚴、風骨將在奴才們的請安聲中消失。

美好的生活已經一去不復返，長安帝國的光環脫盡，漢唐的輝煌只留在人們的回憶之中。今天，當長安帝國的後裔，古老文明的繼承者們號稱要進行復興時，首先就必須釐清：我們要復興這古老文明中的什麼東西，是它的武力的強盛和經濟的繁榮？是它的自信？是它的風骨？還是它的人文關懷？

“鬱孤臺下清江水，中間多少行人淚！西北望長安，可憐無數山！青山遮不住，畢竟東流去。江晚正愁餘，山深聞鷓鴣。”（辛棄疾《菩薩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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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東方拜占庭（1）

這個故事講述了一個國家的滅亡，一個民族的被征服；講述這個國家在末日來臨前後它的臣民的抉擇、勇氣與悲壯。這個故事講述了一艘航行了幾百年的帝國船隻如何在世紀變遷的風浪中沉沒，並打撈在被風塵掩蓋的歷史後面那些勇敢的心和自由不屈的靈魂。這個故事名叫《東方拜占庭的陷落——大宋帝國號沉沒的前後》。

許多年後，在距離臨安（杭州）幾千公里的一座海上的金城，君士坦丁堡，也淪陷在遊牧民族的鐵蹄和炮火下。土耳其人的蘇丹穆罕默德二世策馬進城，在神聖的聖索菲亞教堂前，將祈禱的方向調向聖喀巴方向，一個持續了千餘年輝煌壯麗的夢想就此結束，拜占庭帝國，東羅馬帝國從此成為歷史。

南宋——東方拜占庭，這是凌滄洲先生2006年時並不十分恰當的比喻。長安帝國——漢唐覆滅前後，來自北方遊牧民族的擠壓，尤其是唐帝國末年來自西部回紇甚至是吐蕃的壓力（吐蕃軍一度攻入長安），迫使帝國的重心不斷東移。

宋朝建立的初期，尚且稱洛陽為西京，汴梁為東京，然而這種形勢也沒持續多久，在金兵的逼迫下，帝國的權力重心南移，最後落腳在臨安。

這種情勢與君士坦丁大帝拋棄羅馬城而建都於希臘小城拜占庭——君士坦丁堡有相似之處，但也有不同。羅馬帝國也飽受蠻族的困擾，日耳曼人、哥特人、匈奴人不斷突破帝國的邊防，在帝國的土地上肆虐。而宋國都城被迫南移的過程似乎更加無奈——對他們來說，北方已經永久地淪陷於遊牧民族的手中了。

12世紀末，東方拜占庭的有識之士對宋國風雨飄搖的情勢十分憂憤，他們對朝廷的呼籲和在文章詩詞中表達的憂患意識，都無法激起一個衰敗的王朝和民族的鬥志，都無法遏制北方新興遊牧民族南下掠奪征服的猛烈勢頭。

1178年，陳亮先生給皇帝寫了一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