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獄中，天天受到鞭打拷問的劉陶選擇了自殺。四海之內，士大夫和百姓無不悲痛。
一樁殺人案改變帝國言路的歷程（1）
166年，一樁緝捕殺人罪案兇手的事件，點燃了帝國打壓言論、迫害士大夫階層的導火索。
帝國名士李膺時任河南尹，有一個名叫張成的人唆使兒子殺了人，李膺督促下屬收捕他們。不久，遇上朝廷的特赦，張成獲免，嫉惡如仇的李膺，竟然把張成逮捕處死了。早先，張成用算命占卜勾結宦官，皇帝也曾問過他的占卜。於是，張成的弟子就上書誣告李膺等“養太學遊士，交結諸郡生徒，更相驅馳，共為部黨，誹訕朝廷，疑亂風俗”。於是天子震怒，逮捕黨人，佈告天下，將李膺逮捕入獄，並牽連了二百餘人，也有逃遁抓不著的，都懸賞通緝。帝國的搜捕者四面出擊，道路上絡繹不絕，形成了一片專制恐怖的景象。
帝國的英雄不只是那些在邊疆奮勇殺敵的人，還有這些在專制恐怖中敢於言說，敢於吶喊的人。
第一次黨人事件時，帝國高官陳蕃上書皇帝：
“我聽說賢明之君，信任輔佐的大臣；亡國之主，聽不進耿直的意見……李膺、杜密、範滂等人，都是正人君子，忠於社稷。因為忠誠而忤逆了您的意思，現在橫遭逮捕、審訊，有的死去，有的流放。堵塞天下之口，將一世之人變成瞎子和聾子，這與秦朝的焚書坑儒，有什麼兩樣嗎？……”
這份上書對皇帝的指斥既大膽又尖銳，皇帝當然不高興，找個理由就免了陳蕃的職務。
第二年，尚書霍諝、城門校尉竇武上書為黨人求情，皇帝的怒氣稍解，於是都赦歸田裡，終身不得錄用。而黨人之名，還記錄在王府中。
《後漢書》上記載：從那以後，正直的人被廢棄不用，邪惡之徒的氣焰日益高漲。
黨人的稱謂，在中國漫長的歷史中，成為相當負面的詞彙，甚至到了宋代，元祐黨人一開始也是被貶低打壓的。但是漢帝國末年的黨錮之禍，固然源起於黨人們的嫉惡如仇，源起於黨人們堅持以正直改變邪惡的社會風氣，但是其中名士們與太學生們的集結，已經很有些結社的雛形了。
這是專制尚未達到極端的年代，在士大夫層面、在朝廷官員的層面，由於理念上的相通，形成了對皇權的很大的壓力。可惜這種勢頭因為皇權和閹奴們的打壓，只是曇花一現，沒有形成一個有效的權力制衡系統和慣例。不僅如此，集結的趨勢被遏制後，士氣和言論空間進一步被摧殘……最後演變成征服者王朝大清“萬馬齊喑”的狀態。
169年，黨錮之禍再起。閹奴侯覽家在防東，殘暴百姓，為所欲為。張儉揭露彈劾侯覽及其母的罪惡，請求朝廷誅之。侯覽扣下了這一奏章，懷恨在心。張儉的同鄉朱並，素性佞邪，為張儉所看不起，對此朱並一直耿耿於懷，於是就上書告發張儉與同郡24人為黨，朝廷頒佈命令捉拿張儉等人。張儉被迫亡命天涯，狼狽不堪，夜晚只好到處投宿，百姓們莫不重其名行，寧可家破人亡也願意收留他。連前來追捕他的官兵頭目都感於他的名氣品行，嘆息而去。張儉出塞，倖免於難。他所經過、借宿的人家，
被殺害的有十幾家，有的連家族都被株連，郡縣也為之殘破。
這是什麼樣的恐怖年代，又是什麼樣的民氣未衰的年代，人們對於正義的渴望和追慕，人們對於暴政的蔑視和反抗，人們收容流亡者的勇氣，這些無名勇士的人數與規模，是我們先民可歌可泣的章節。《後漢書》的史家評論說：“張儉激怒了皇帝，顛沛逃命，天下聞其風者，莫不憐其壯志，而爭相做他的東道主。甚至不惜為此棄城丟官、破族屠身，大約有數十百起，難道不是賢人所為嗎！”
名士範滂，第一次黨錮之禍就被關押在黃門北寺獄。獄吏準備拷打囚徒，範滂看見同囚的人體弱多病，就自請先捱打，與同郡的袁忠爭著受毒打，後來被釋放。
在公元169年的迫害狂潮中，朝廷大誅黨人，詔命急捕範滂等人。督郵吳導接到命令，抱著詔書，關閉驛舍，伏床而泣。範滂聽到後，說：“一定是為了我。”於是自己投奔監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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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樁殺人案改變帝國言路的歷程（2）
縣令郭揖大驚，要同範滂一起逃亡。
郭揖問道：“天下遼闊，你為什麼還在這裡呢？”範滂回答：“我死了大禍也就停止了，怎敢以罪牽連您，又牽連老母顛沛流離！”
範滂與他的母親訣別時，對母親說：“仲博孝敬，足以供養您，我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