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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說《鬼吹燈》中有段故事:一個盜墓高手為了攫取一個唐代大墓中的寶貝,為掩人耳目,居然蓋了一座廟,在廟裡掘了一條地道通向墓|穴。
這位盜墓賊(摸金校尉)的手法可謂高明。其實天下的小偷大盜都有一套障人耳目的手法。小偷可以散佈混亂轉移視線,盜國者可以散佈謊言,混淆視聽,愚弄百姓。
盜墓賊用的障眼法其實是一種“鬼吹燈”,而竊國大盜們的障眼法,我稱之為“鬼吹牛、鬼吹簫”。
1728年,雍正臘肉面對曾靜等人的反清思想,成立了以杭奕祿為組長的專案小組。在審訊和策反取得了階段性的成果後,命杭奕祿帶領一干人馬到江寧、蘇州、杭州等地宣講,宣講的內容肯定是曾靜等人涕淚交流的悔過和號召人們把忠於大清當做第一天職的言論……可以想象,其攻心和洗腦的效果還是很不錯的。(以上據《清史稿》第二卷)
18世紀20年代;大清王朝的權力危機稍稍緩解,對內的思想清洗和輿論緊控是必然的。在雍正時代“鬼吹牛、鬼吹簫”的鬧劇中,湧現了多少帝國的“思想模範”,湧現了多少緊跟朝廷的“忠臣孝子”,為他們做點記錄和分析,也是很有趣的事情。
沈近思,在這場思想鐵壁合圍和洗腦鬧劇中,跟進最緊,效忠最力,應該在大清幫兇名錄中有一席之地。1726年,沈近思出任江南鄉試考官。按照慣例把《鄉試錄》進呈,雍正嘉獎沈近思命題正大,策問發揮性理,下令表揚他。當時正是侍郎查嗣庭、舉人汪景祺以誹謗獲罪,停浙江人鄉會試。沈近思上奏說:“浙江省乃有如嗣庭、景祺者,越水增羞,吳山蒙恥!”因此獻計獻策,羅列了一些條列整飭風俗,約束士子,總共十條。雍正說:“浙江省有近思,不為習俗所移,足為越水、吳山洗其羞恥!”雍正認為沈近思的建議周詳,下發巡撫李衛、觀風整俗使王國棟,按照老沈的辦法施行。
在大清的權力場上,沈近思如蟻附羶,揣摩上意可謂到位。查嗣庭和汪景祺的文字獄案本來就是大清專制恐怖的一部分,是大清朝廷殘酷迫害漢族知識分子陰謀的一部分。如果說汪景祺案還有權力鬥爭犧牲品的痕跡,那麼查嗣庭案完全是捕風捉影,望文生義,透過這種恐怖鎮壓的手段,打壓漢族知識分子的自尊,確立大清王權的無上權威。
究竟是誰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站在文明的高度,站在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高度,站在尊嚴和獨立人格的高度,沈近思才是使“越水增羞,吳山蒙恥”的人。這個大清走卒不僅對受難者落井下石,在人格的汙水溝摸爬滾打,撈取大清臘肉賞賜的殘羹冷炙;而且提出了十條禁錮思想和言論的建議,成為迫害思想的急先鋒,成為雍正的文化打手,與李衛等人一道構成了鐵壁合圍堅實的屏障。
18世紀20年代,大清在鉗制言論自由、禁錮思想自由上做了很多工作,其中在制度建設上的創舉,就是“觀風整俗使”這一官職的增設。說白了,就是一個閹割思想和文化、閹割獨立人格和尊嚴的崗位和差事。大清的官位設定體現了極權體制的隨意性和伸縮性,因為要監視思想,所以思想警察、思想太監、思想監督特派員的職位粉墨登場。
都有哪些大清走卒出任過“觀風整俗使”?有煌煌史冊為證。在他們的史冊中都是作為功名記錄的,我凌滄洲卻要把他們釘上言論自由和思想自由的恥辱柱。他們是:沈近思、王國棟、蔡仕舢、劉師恕、焦祈年、李徽、許容等,在這些人中,王國棟曾作為湖南巡撫,參與過曾靜案的審理,當然按《清史稿》的記載,由於王國棟審訊時只聽供述,沒有窮追,同時茶陵百姓陳蒂西傳播流言,王國棟沒查出什麼來。可能由於追查不力,有違臘肉的心狠手辣,王國棟一度被免職,並召回北京。
不是哪個省都能設立“觀風整俗使”的,有些南方省份因為百姓的不服從,使臘肉更加憎惡,用各種方法來羞辱其官員和被征服者。廣西學政衛昌績和御史陳宏謀都提出過要在廣西設立“觀風整俗使”,而遭到乾隆臘肉的訓斥:“廣西那地方本來考中進士做官的人就少,竟然已經有像謝世濟、陸生楠等狂悖之徒,風俗的惡劣可見一斑。你們不能正本清源,做好表率,反而指望讓負責教化的官員來移風易俗,這是捨本逐末。”有時,想為帝國的文化鐵壁合圍出謀劃策,也可能弄一個滿頭灰。帝國需要的是這種恐怖,唯有讓官吏們生活在膽戰心驚中,帝國皇權才可能威嚴無比,這也是朝廷大小狗官們做官的一個心法。在大清重臣的傳記中,經常能看見“氣度端莊凝重,喜怒不形於色”等評價,專制王朝的權力場上最忌諱的就是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