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喬木:中共中央一支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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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2日下午一時多，延安文藝明星——周揚、丁玲、艾青、陳荒煤、何其芳、林默涵、劉白羽、周立波、華君武、呂驥、陳波兒、蕭軍……匯聚在楊家嶺“飛機樓”底層南廳。

“飛機樓”，是楊家嶺這小山村裡當年的一幢“現代化”建築。磚石結構，當中三層，兩側一層，從山上往下看，如同一架張開雙翅的“飛機”，人稱“飛機樓”。“飛機樓”乃中共中央辦公樓，是中共中央機關工作人員和附近軍民在1941年建成的，胡喬木也參加過建樓勞動。

底層南廳，是中共中央會議室兼飯堂。這時，擺了二十多條長板凳，放上一張辦公桌，就算是延安文藝座談會的會場。辦公桌上鋪了一塊白布，權且作為主席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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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理毛澤東《在延安文藝座談會上的講話》（2）

當人們差不多到齊的時候，毛澤東從他的窯洞朝“飛機樓”走來。不過一分鐘，就到了。凱豐主持會議，毛澤東發表講話。毛澤東的一側，坐著速記員。毛澤東講話時，手中只有一份簡單的提綱。速記員記錄著他的講話，胡喬木也拿出筆記本，作詳盡的記錄。

毛澤東出語幽默，他說：“我們有兩支軍隊，一支是朱總司令的，一支是魯總司令的。”那“朱總司令”，人人皆知是朱德總司令，而“魯總司令”倒是頭一回聽說。經毛澤東解釋，與會者方知是指魯迅！毛澤東的意思是說，一支是武裝的軍隊，一支是文化的軍隊，共產黨要有文武兩支軍隊。他用這樣的話，論述文藝工作的重要性。

胡喬木回憶說，當時延安文藝界存在五大問題《胡喬木回憶毛澤東》，254…256頁，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

首先，是所謂“暴露黑暗”問題。一個時期，“暴露黑暗”、“不歌功頌德”、使用“諷刺筆法”、“還是雜文時代”等主張，幾乎成為一種時髦。《解放日報》文藝專欄和一些文藝刊物上，也有宣傳這類主張的文字發表。有人在會議上直截了當地說：“我是不歌功頌德的。”

其次，是脫離實際、脫離群眾的傾向。以魯迅藝術學院為例，其辦學方針也存在著一些問題。比較突出的就是從1939年強調“正規”和“提高”後，脫離實際、脫離群眾、“關門提高”的傾向發展起來。大戲、洋戲充滿了舞臺，而且影響到延安的整個演出界。講寫作，就是契訶夫和莫泊桑的小說。魯藝的新校址橋兒溝，緊鄰農民的場院，但不少教師卻關在自己的窯洞裡，不與農民往來。前方的文藝工作者對魯藝提出了這樣的批評：“堡壘裡的作家為什麼躲在窯洞裡連洞門都不願意開啟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提高是否就是不叫人看懂或‘解不了’？”前方缺乏劇本、歌曲，但魯藝提供出來的就是大、洋、古的東西。這是很尖銳的批評意見。延安整風開始後，魯藝領導人也主動檢查了這方面的問題。

第三，是學習馬列主義與文藝創作的關係問題。這在延安一些文藝工作者中也存在著模糊認識。作家歐陽山曾批評過“馬列主義妨礙文藝創作”的觀點。但也有的作家主張不要把“什麼‘教育意義’，‘合乎什麼主義’的繩索”套在文藝上面。

第四，是“小資產階級的自我表現”。相當多的作家由於出身於小資產階級，又只在知識分子中找朋友，所以就把注意力放在研究和描寫知識分子上面，甚至對知識分子的缺點也加以同情、辯護和鼓吹。反之，對工人農民則缺少接近和了解，不善於描寫他們，倘若描寫，也是像毛主席所說的：“衣服是勞動人民，面孔卻是小資產階級知識分子。”這是文藝界沒有真正解決為什麼人問題的一個重要表現。

第五，是文藝工作者的團結問題。在文藝界發生的數不清的爭論中，當然有些是有意義的，但也有許多是沒有什麼意義的，甚至是彼此攻擊，在一些細小的問題上挑起爭端。三十年代左翼文藝運動中就存在的宗派主義情緒，又被帶到了延安，影響著文藝工作者的團結進步。

那天，毛澤東針對延安文藝界存在的這些思想混亂情況，提出了關於文藝工作的五個問題，以期引起與會者的討論，即立場問題、態度問題、工作物件問題、熟悉生活問題和學習問題。

毛澤東說完這番話之後，大家就展開討論。

林默涵是會議的出席者之一，據他對筆者說，那天有一位作家的發言口氣很大，頗為出格。林默涵和許多出席者都有點聽不下去了。這時，見胡喬木霍地站了起來發言，對那位作家當場加以批駁。全場的目光，都投向胡喬木。林默涵記得，胡喬木的發言，很尖銳、很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