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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問題在名字上，你們堅持Republic of China和ROC都不能出現，我記得宋中只說了一句“1949年後中華民國就不存在了”。只用臺灣，我們政府也不願意，你們似乎未置可否。
張：那是你們沒有提，要提的話，後邊就得加個China。
沈：對了，Taiwan，China中間一定要加個逗點。第一次談完後有十幾個可能的名字，各種Taiwan、Taipei、China、Chinese的排列組合都有。
第二次談完還有四個：China Taipei、China Taiwan、Chinese Taipei、Chinese Taiwan。我是覺得Chinese Taiwan最好，因為China有國家政府的概念，Chinese代表中國人、中華民族。臺灣的運動員本來就是在臺灣的中國人的代表。但最初你們一定要China，臺北的官員要Taipei，說Taiwan有###的味道。最後你們接受了Chinese，至於Taiwan或Taipei由我們挑。最後國際奧委會就用了Chinese Taipei。這就是奧運模式的由來。
很快，四分之一世紀過去了，我倒是想知道你們最後是怎麼接受Chinese的？
張：我們在奧委會內部討論也覺得China是特定的名詞，Chinese比較寬泛，比較適合。臺灣有臺灣的解釋，大陸有大陸的解釋，只要雙方都能向各自的政府作說明，是中性的，比較容易。不能不給臺灣留口氣。
其實當時鄧小平只是說香港必須回來，包括臺灣也是。不過，港澳是第一步，因為“臺灣塊頭大”——這是毛主席的話。事實上，小平臨終時說過，臺灣除了名字不能再叫中華民國之外，其他的事都好商量。但對外還是一家，不能說兄弟倆分家。
沈：Chinese Taipei的中文翻譯始終都沒搞清楚。
張：現在我們中國奧委會用的都是中華臺北，在我們奧委會能控制的範圍內，如開幕式、閉幕式、秩序冊等都用中華臺北。
沈：但別的方面還沒弄清楚。
張：別的方面我們奧委會管不著。
在我們的對話中沈先生還回憶了他和清華大學的友誼，由於篇幅關係我就不引用了。
1979年10月26日晚上，我們一行出席了愛知縣知事和名古屋市長為慶祝名古屋決議和歡迎以鄭敏之為團長的中國乒乓球隊訪日而舉行的晚宴。許紹發教練和郭躍華、張德英、倪夏蓮等乒乓球運動員都參加了慶祝晚宴。愛知縣和名古屋市其他許多要人和乒乓球界及後藤一家共有一百五十多人參加了晚宴。中日朋友歡聚一堂，十分熱鬧。
隨後兩天我們在東京分別參加了“讀賣新聞”社長正力亨、日本體育界老前輩城戶先生、日本棒球雜誌社、日本田協主席青木半治的宴請，並參加了日本體協為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舉行的招待會。宋中秘書長率我們一行還分別拜會了我國駐日本大使符浩和日本奧委會前會長田佃政治及中國人民的好朋友中島健藏夫人。
1979年10月29日我們告別日本眾友人順利返回北京。
在隨後近一個月的時間裡，我們透過多種渠道廣泛向國際奧委會的委員們做了必要的工作。
1979年11月26日晚，領導指定由我和許德遷同志在國際司值班室值夜班，密切關注11月25日（瑞士時間）截止的國際奧委會委員通訊表決的結果。許德遷同志長期從事資訊情報工作，經驗很豐富，中英文都很考究準確。我們一起又一次分析預測了通訊表決結果。雖然我們感覺這次勝算較大，但在最後一刻心中仍不免惴惴不安。偏偏好事多磨，我們原來估計有可能提前揭曉表決結果，所以從下午6點一直等到夜裡10點，4個小時有度日如年的感覺。由於不時要應付從領導到同事們和新聞界的不斷詢問，也忙得不亦樂乎。本來提前與國際奧委會貝麗烏夫人和阿迪達斯公司總裁達斯勒先生約好，不管是國際奧委會還是阿迪達斯公司，一旦獲得通訊表決結果，就立即透過傳真通知我們（因當時我們還沒有電子郵件）。貝利烏夫人原來估計最遲下午4點半（即北京時間晚10點半）通訊結果可揭曉，從北京時間10點半開始，我和許德遷同志寸步不離地守在傳真機前，值班室的鬧鐘一秒一秒的滴答滴答響得令人心煩，頗有點高考開卷前的感覺。我們一直等到夜裡12點，貝麗烏夫人和達斯勒先生才幾乎同時發來傳真告訴我們通訊結果。在8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