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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午，忙壞了蔡季舟同志。我們陪宋中秘書長先後拜訪了愛知縣知事和名古屋市長，他又要聯絡日方各界又要當翻譯，忙得不可開交。由於名古屋市與南京市是姊妹城市，又由於1971年的中美“乒乓外交”始於名古屋世界乒乓球錦標賽，再加上對華友好的後藤鉀二、石騰淳一家在當地的巨大影響，這些都為我們在名古屋開展工作提供了一個良好的社會大環境。特別是日本體育界和日本新聞界的朋友們大都看到了臺灣問題的實質，希望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名古屋會議能創造出一個讓臺灣海峽兩岸的運動員都能參加奧運會的新模式來。 。 想看書來
決戰名古屋（3）
晚上，臺灣方面丁善理先生正式舉辦了記者招待會，但沒有太多的新內容。倒是日本朋友傳來了楊傳廣先生的岳父希望回大陸看看的話更引起了我們的注意。因為楊傳廣是第一個在奧運會（1960，羅馬）獲得獎牌（銀牌）的中國人，1954年第一屆亞運會的男子十項全能冠軍，被譽為“亞洲鐵人”。如我們能為加強兩岸體育界的交流做些工作，何樂而不為？
日本朋友的盛情實在難以推卸，晚上應朝日新聞電視臺專務董事三浦先生之邀去吃日餐，自然又互通了些資訊。宋中秘書長十分重視做新聞媒體的工作，在日本期間他幾乎沒有一天不見記者和電視媒體的。正是由於他對媒體的積極態度，那幾天，日本的電視臺和報紙一直在播放和刊載我們活動的訊息，而且態度都比較積極正面。可以說，日本當地的媒體在為恢復我國奧運會席位鳴鑼開道。
我們深知，不管各界輿論多麼熱鬧，最終解決問題的還是國際奧委會。1979年10月23日星期二，國際奧委會執委會正式開會。在當天的會議前後，宋中秘書長分別會見了薩馬蘭奇和西貝爾科先生。他們兩人均向我們介紹了一些新情況，並分析了透過執委會決議的可能性。其實，在前一天晚上，西貝爾科先生就與宋中談了很多話題，當時由於我要整理臺方22日記者招待會的情況而未能參加談話。後來據宋中同志告知，西向我方提出了一些重要建議。我從貝麗烏夫人處瞭解到，執委會24日下午才討論中國問題。我們四人未雨綢繆，先行研究了可能出現的種種情況，並準備了幾套方案。大家詳細討論了透過第一方案後的表態中文稿，並分頭翻譯出英、法、日文稿。
那兩天，新華社記者老劉和小張與臺方沈君山先生有些接觸。我們瞭解到沈先生的工作重點是保住臺灣運動員參加奧運會等國際重大賽事的權利。我知道沈先生下得一手好圍棋，打得一手好橋牌。他提出要和我們談談相關問題並要下圍棋。宋中同志認為他們的觀點我們已清楚，暫不談，待決議透過後再談，以瞭解臺方的新動向。
1979年10月24日星期三下午，國際奧委會執委會認真討論了恢復我國奧委會席位問題。據與會的執委朋友告知，會上絕大多數執委觀點一致，只有紐西蘭的克勞斯發難。他以維護國際奧委會憲章為由，在責令臺方改名、改旗、改歌等問題設定了許多障礙，企圖為臺方保住一些帶有“國家”色彩的權利。但基拉寧主席和薩馬蘭奇、西貝爾科等執委力主透過業經我們首肯的方案。雙方爭執不下，當天沒有作出結論。
當晚，貝麗烏夫人舉行例行的記者招待會，我和屠銘德同志前去聽會。由於會議沒有對中國問題作出決定，所以當有記者就此發問時，她只是簡單地說“會議認真研究了這個問題”。原定如果這天下午的會議作出決定，我將在會後直奔大阪總領館，向國內報告訊息。因為當時名古屋並沒有我國領事館，而向國內報告訊息必須使用內部電話，最近的總領事館在大阪。
1979年10月25日，國際奧委會執委會在日本名古屋透過中國重返奧運的決議。
圖為國際奧委會主席吉拉寧（左一）和副主席薩馬蘭奇（左二）
向中國奧委會秘書長宋中表示祝賀
1979年10月25日，上午繼續開會。據說紐西蘭執委克勞斯在某些環節上已開始作出妥協，但仍在旗、歌問題上進行糾纏。基拉寧主席則明確建議，臺方使用國際奧委會的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