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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蘇聯和東歐國家在摩納哥全會前兩三年或國家解體或社會改制，不少委員受意識形態影響，而選擇了悉尼。第三輪表決後，我們都不會懷疑，曼徹斯特的11票會主要流向悉尼，因為這11票主要是英聯邦國家的委員。
北京以兩票之差未能獲得承辦2000千禧之年奧運會的權利，當時許多同志都在問，到底是誰沒投北京的票？在我們回到北京後，更有許多關心申辦的人提出了這個問題。直到今天還有朋友在問我，是不是薩馬蘭奇在關鍵時候沒投中國的票？是不是朝鮮委員？是不是我國臺灣地區的委員？等等，猜測紛紜。
其實，沒有人真正知道誰投了北京的票，誰沒有投北京的票，因為現場表決是秘密投票，不署名，除非有國際奧委會公佈原始檔案。對國際奧委會委員個人的投票取向分析，只能建立在長期共事和深入瞭解的基礎之上。對我們與委員接觸不深或根本未接觸的不宜胡亂猜測、輕信流言、妄加評論。
因為社會上猜測和懷疑較多的幾個人，如薩馬蘭奇、朝鮮的金俞順委員和中國臺北的吳經國委員等人又確實是我國當時唯一的國際奧委會委員何振梁同志（時任國際奧委會第一副主席）認為最堅決支援我們申辦的委員。他的夫人、人民日報高階駐外記者梁麗娟老師在她的著作《何振梁五環之路》中曾澄清這個問題。薩馬蘭奇作為國際奧委會主席，根本不參加投票，就他的本意來說是希望北京能贏。對中國臺北委員吳經國先生和朝鮮金俞順委員，梁麗娟老師在書中寫道：“中國臺北的吳經國先生與何振梁有多次接觸。這時澳大利亞也積極爭取吳經國，甚至以要求吳經國支援為條件來同我國臺灣地區有關方面商談我國臺灣地區的航班直飛澳大利亞問題。據吳經國事後告訴何振梁，去摩納哥前，他的父母交代他不要忘記自己是中國人。他在投票時，與坐在相鄰的哥倫比亞委員門多薩相互展示自己紙條上寫的‘北京’。後來我國臺灣地區當局確實派人傳話，要他不要支援北京，他沒有那樣做。會後臺灣有人說吳經國沒有投北京的票，從他在我國臺灣地區的處境出發的，他未否認或證實，而是強調投票是秘密的。他對何振梁說，如果有一天國際奧委會的檔案公開，可以證明自己是投了北京的票。在北京下次申辦時，他將不顧其他，在一開始就宣佈自己支援北京。”後來，在北京第二次申辦時，吳經國先生果然從一開始，就旗幟鮮明地公開表示堅決支援北京，並多方幫助我們做工作，封堵住了一些別有用心的人散佈流言蜚語。
對朝鮮金俞順委員，何振梁同志認為：“本來他已經離開體育崗位，不再擔任本國奧委會主席而出任朝鮮駐羅馬尼亞大使，一般已不參加奧林匹克的活動。但是為了支援北京申辦，他的國家支援他去摩納哥投北京的票。”直到2006年11月；早已離開國家體育總局局長崗位的伍紹祖同志面對此問題不得不再次透過中央電視臺站出來說明：“朝鮮的國際奧委會委員金俞順同志曾經是金日成主席的警衛員，我與他私交很好，我瞭解他，他是一位優秀的共產黨員，他肯定投了我們的票。”伍紹祖、何振梁這些體育界的老領導、奧林匹克專家與相關委員十分熟識，他們或長年共事或交往甚密，相互瞭解。他們透過媒體和書刊的澄清，應是可信的。
至於說，人們的期望值與表決結果的反差之大令人難以接受，應歸結於宣傳的影響和我們的期望值過高。因為不管是我們代表團在一線做委員工作的同志們，還是我國當時唯一的國際奧委會委員何振梁同志都認為北京和悉尼是伯仲難分，旗鼓相當，勝負在一兩票之間。但是當時宣傳掌控不當，媒體對內炒作過熱。一位領導批評說：“外宣找不到切入點，跟不上去。內宣一直過熱，冷不下來。”在社會上造成了一種“志在必勝、戰則必勝”只能贏不能輸的局面。造成了過高的期望值和錯誤的心理導向。以至於一旦申辦不成，就下不來臺，繞不過彎來。我們的許多同志就要找外部原因，而不是尋找我們綜合實力的差距和工作中的不足。
北京是否申辦2004年奧運會（1）
9月24日，即國際奧委會蒙特卡洛全會表決的第二天上午，代表團團部在摩納哥召開了內部總結會。有關領導發言後，李嵐清副總理對“101戰役”的結果作了精闢的概括，他說：“這次我們能得到43票，雖然以兩票之差失去了承辦奧運會的機會，但這已經反映出了中國的影響。透過這次申辦，我們也看到了不足，經濟實力還差，文明素質也有差距。”李嵐清同志從綜合實力的差距上點出了未能申辦成功的癥結，並暗喻我們工作中的不足。由於李嵐清同志要於27
